尘封档案（8）——许世友批侦的日本间谍案（上）

1957年7月中旬的一天，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接到秘书报告:

军区警卫处打来电话说，有一位从福建来的名叫徐永卿的人给他们打电话，说他是许司令的老部下，这次出差路过南京，请求见许司令一面。

许世友一听，凝神思忖：

“徐永卿？老部下？他说是哪年跟过我的？”

秘书答:

“没有说。”

不一会，许世友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

“徐永卿……哦！想起来了！

是他！当年是八路军胶东军区司令部警卫连的一个班长，他的少林拳不错！他留下电话没有？

赶快给他打个电话，派车去接他过来，一起吃顿饭。”

徐永卿，山东威海人氏，1940年18岁时来到济南打工，不久即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秘密抗日外围组织。两年后，由于叛徒出卖，他在济南郊区被日本宪兵队逮捕。

徐永卿自幼习练少林武术，身强体健，徒手格斗能够以一敌多。他在日本宪兵将其押解进城的途中，出其不意，夺枪而遁，连夜疾奔，经过一番艰难跋涉，来到胶东半岛参加了八路军。

由于徐永卿精通散打，人又机灵，作战勇敢，不久就被调至八路军胶东军区司令部警卫连，在许世友的警卫班当贴身警卫员。

1945年春，徐永卿在一次和日本鬼子的遭遇战中身负重伤，从此就离开了许世友。

1949年，徐永卿随部队开往福建，因为地方需要南下干部，他奉命转业，在福州市一家工厂当副厂长。

这一次，徐永卿赴上海出差，返回时绕道南京，特地想拜见老首长一面。

南京中山陵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当晚，许世友在中山陵8号住宅里接待了徐永卿，以贵州茅台酒和亲自猎获的野味、自养的鲜鱼、自种的蔬菜热情接待这位老部下，两人喝着酒，回忆了当年在胶东半岛抗战时的艰苦岁月。

谈话中，许世友问及徐永卿从事革命工作的经历，叙述时，他忽然谈起一个情况：

这次，他路过上海时，意外遇见了当年在济南进行地下工作时结识的一个人，那个人后来被地下党组织的情报人员认定为日本特务，名叫河下谷清。

许世友听后对此突然产生了兴趣，连忙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你详细说说看。”

徐永卿告诉许世友:

当年，他是在济南铁路局机务段当钳工时，参加的地下党抗日外围组织，单线领导指示他利用能精通日语的优势尽可能多地跟铁路局的日本人接触，伺机获取情报。

就这样，他就和一个名叫河下谷清的日本工程师开始了接触。

很快，河下谷清跟徐永卿熟悉起来，两人经常一起喝酒、聊天。时间稍长，徐永卿知道了河下谷清的以下情况：

他出生于吉林，父母均是早年就来东北行医的大夫，此后长时间生活在中国，所以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中国人民有着一份深厚的感情，坚决反对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河下谷清还告诉徐永卿:

他的反战观点在济南铁路局的日本人中几乎是公开的，不怕遭到宪兵队的调查和可能的迫害。

在这之前，徐永卿也确实多次听说过河下谷清有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些言论。

甚至，还有人说这个日本工程师曾经秘密救助过抗日人士。因此，年轻的徐永卿对河下谷清的话深信不疑。

一段时间接触下来，河下谷清对于徐永卿这个进步青年也是另眼看待。而且很快就察觉到他的秘密身份，不但没有害怕，而且还悄悄提供帮助，甚至直接参与抗日秘密活动。

有一次，日本国内的皇室代表视察团赴济南视察，徐永卿奉地下党组织之命在济南火车站站台上张贴反日标语。

但是，日本宪兵队事先封锁了车站，任务无法完成。徐永卿抱着试探的态度对河下谷清提了一下，他马上表示，此事可以由他亲自去做。

徐永卿当时已经没有办法，只好这样试试，没想到这件事竟然让河下谷清给做成了，成为济南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迅速传遍山东全省，甚至还作为小道消息，在日本国内流传。

这样一来，河下谷清的表现引起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重视，经过研究，指示徐永卿进一步跟河下谷清接触。

就在这时，河下谷清胆子越来越大，开始从事“中日反战青年联盟”的组织工作，徐永卿就是他发展的一个对象。

所以，徐永卿将其作为异国同志一般对待。本来，俩人关系还要发展下去，可是不久后，他在接到组织通知，前往济南郊区跟一位从青岛过来的“关系”接头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脱逃后不得不离开济南，参加了八路军。

紧接着，徐永卿从济南撤离到根据地的一位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同志那里获得一个使他深感震惊的消息：

河下谷清是日本宪兵队安插在济南铁路局的特务，负责收集抗日情报和迫害我抗日人士，曾有多名抗日青年因其出卖被捕，有的还被日本宪兵队杀害。

后来，徐永卿再也没听说过河下谷清的消息，原以为这个恶棍要么已经被我抗日锄奸人员镇压，要么已经在抗战胜利后作为投降人员被遣送回日本。

可是，这次徐永卿到上海出差时，竟突然看到了河下谷清！

当时，徐永卿正在公交车上，见河下谷清一个人在路边缓缓行走，他注视再三，确认果真是此人，

于是，徐永卿立即在前面停车站提前下车。然而，当他匆匆赶回那个地方时，已经没有河下谷清的人影。

许世友听徐永卿如此这般一说，沉思片刻，问道:

是否认准，确实是河下谷清其人？

徐永卿答:

绝对不会认错！

于是，许世友就让徐永卿写了一份材料，由其转交上海方面对此进行认真追查。

徐永卿答应回到下榻的招待所就写。可是，次日许世友改变主意，写了一个证明徐永卿身份的便条，派人送去，嘱咐其写好材料后，连带便条直接寄往上海。

便条上写道:

写这封人民来信的是他以前的一名老部下，现来信反映一个情况，请上海方面予以调查处置。

于是，徐永卿就把写好的这份材料以人民来信的方式，双挂号寄往上海，也许是为了引起重视，信封上写着“中共上海市委柯庆施书记亲启”字样。

当时，每天寄给柯庆施亲启和不亲启的信件达上百封之多，即使他什么事情都不做光看来信也看不完。所以，此类信件通常到不了他的案头。

不过，由于徐永卿的这封信中有许世友的亲笔便条，上海市委信访部门在8月上旬收到后，非常重视，当即单独列出，送到了柯庆施的案头。

柯庆施看过徐永卿的来信之后，当天就在上面批示：

请市公安局黄赤波局长责成有关部门调查，并报告调查结果。

很快，这封带着许世友亲笔便条和柯庆施亲笔批示的信函，即由中共上海市委的机要通讯员直接送往上海市公安局。

当天晚上，黄赤波局长立即指派资深政保侦查员吴一竹负责对河下谷清寻找调查，并配备三名助手和一辆吉普车，所有支出经费实报实销，这在当时属于“一类案件侦查待遇”。

上海解放初期，吴一竹曾经通过调查挖出一些恶霸、还乡团分子、特务反革命，受到嘉奖，这方面具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这也是市局领导点名要他负责这件事的一个主要原因。

接受命令后，吴一竹和三位助手分析了情况，当即决定：

他和助手小汪前往福州向徐永卿当面了解，另外两名助手老崔、小刘留在上海，前往监狱、看守所查阅材料，从在押犯中寻找抗战时期曾在济南待过的人，探问河下谷清其人。

随后，吴一竹和小汪抵达福州，顺利地见到了徐永卿，他详细回忆了这次出差时在上海见到河下谷清的情况。

那天，下着蒙蒙细雨，徐永卿去位于军工路上的上海水产学院办事。当他乘坐公交车经过虹口区三角地菜场门口时，无意间，在路边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发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脸。

上海街头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初时，徐永卿并未特别在意，公交车恰好刹住，停了一下，他便盯着那张脸继续看，一边看一边在记忆中搜索。

公交车重新起步时，徐永卿突然一个激灵：

这人不是济南铁路局的日本工程师河下谷清吗？这家伙是日本宪兵队的秘密特务，罪行累累！怎么竟然还活着？

徐永卿想不通，此人不但没有遣返回日本，而且看上去已经跟上海居民毫无二致。震惊之下，他情不自禁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正想看仔细，车子已经往前行驶，而对方也转过了身子。

在公交车开往下一站的途中，徐永卿竭力把刚才见到的那张脸跟记忆中的那个日本特务进行了反复比对，再次确认此人肯定是河下谷清。

于是，他在前面车站提前下车，步行顺着马路来到了那家菜场门口。可是，徐永卿在菜场里外转了几圈也没有发现河下谷清的影子，只好失望地离开。

对吴一竹和小汪叙述完上述情况后，徐永卿不无遗憾地说：

“现在想来，其实我当时如果探出车窗指着那人大叫‘河下谷清’，他肯定会作出反应的，要么逃跑，要么大惊失色。

这样，我就可以叫司机停车，下去抓住他——当时路边有许多人，他想逃跑是逃不掉的。”

此时，对于徐永卿来说，他认为自己的叙述已经结束，并且很完整。可是对于吴一竹而言，所需要的信息还没有出现，必须通过询问细节来分析判断。

于是，吴一竹继续向徐永卿提出了几个问题，详细询问河下谷清抗战时期的容貌、体态和现在在三角地菜场见到的那个人的容貌、体态。

徐永卿答：

“当时，他穿着一件白色的、没有衣领的汗衫和一条灰色长裤……

脚上穿着什么鞋？哦，这个倒没有留心。来不及看啊……

他手里拎着一个长圆形的竹篮子，里面露出一束茭白尾巴，好像还有一把长豆吧。”

在福州了解到的情况只有这些，吴一竹和小汪返回上海后，和老崔、小刘一起对调查所获得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首先，从徐永卿从事地下斗争和警卫工作的经验，以及这次接触中所表现出的清晰的思维、准确的描述看来，对于河下谷清的认定应该可信；

其次，基于这一点，可以初步认定河下谷清确实隐藏在上海；

第三，接下来如何寻找其隐身之处。

从徐永卿瞅见河下谷清的地点来判断:

他能在三角地菜场买菜，说明其居住在附近，这就有了寻找其踪迹的基础。

于是，吴一竹决定通过上海警方自解放以后着手建立的遍布全市的严密的户籍制度，进行初步筛选。

接下去，从1957年8月中旬开始到10月上旬的二十多天里，吴一竹等人几乎天天前往虹口公安分局和三角地菜场相关地段的几个派出所，召集居民治安积极分子开座谈会，向居委会干部布置寻找河下谷清的工作。

原以为这番辛劳肯定能够获得圆满结果，哪知一个多月折腾下来，竟然毫无收获，各方反映表明：

三角地菜场一带根本没有貌似河下谷清的男子。

这时，柯庆施让秘书给市公安局打电话询问调查情况，黄赤波局长亲自召见吴一竹。汇报时，他提出有一位助手在讨论中曾经提出过的疑惑：

会不会是徐永卿认错了人，把一个看上去跟河下谷清有点相似的人看成河下谷清？

黄赤波当即予以反驳：

“就算是这样，那你们也得找到那个被错认为河下谷清的男子啊！

这样的人你们找到了没有？没有找到？那就说明这里面有文章呢！

这样，我给你增加人员，你们一起再分析分析，看怎样尽快把这件事调查清楚。”

随后，黄赤波亲自下令，又给吴一竹增派了四名侦查员，正式成立调查小组，由吴一竹担任组长。

吴一竹深感肩头压力增加，当天召集组员开会商议如何进行下一步调查。

大家议论了七八个小时，决定放弃原先那个围绕三角地菜场一带进行查摸的方案，改为从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省尤其是省会济南活动过的在押犯人那里进行调查。

这个方法，早在吴一竹刚开始接受这一任务时就已经用过，但是没有调查到什么情况，因为赴福州外调已经获得了明确的寻找线索，所以就把全部人员都扑在三角地菜场一带查找河下谷清的下落。

现在，重新采用这一方法，而且人员增加，吴一竹对此充满了信心。

接着，调查小组分成了四拨，分别前往监狱、劳改队和看守所找相关人犯了解情况。

一周时间过去了，调查人员获得了一些关于河下谷清的情况，确认当年确实有这样一个日本特务在济南地区从事收集情报、迫害我地下党员和抗日志士的罪恶活动。

但是，对于河下谷清后来的下落，却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有的说已经被抗日武装镇压，有的说早在日本投降之前就已经逃回日本，还有的说在日本投降时自杀……

几种说法中，没有一种提及河下谷清逃到了上海，就在负责汇总调查材料的吴一竹着急的时候，老崔、小汪他们从安徽打来电话说，已经获得了河下谷清的线索！

位于安徽省广德、郎溪两县的白茅岭农场是上海市公安局设在安徽省境内的一个劳改农场，关押着上万名劳改犯，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历史上犯下过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汉奸、恶霸、叛徒。

崔、汪两人此番前往，就是要从这些犯人中查找河下谷清的线索。他俩跑了白茅岭农场的几个分场，起初没有收获，到了第六天才找到了一个知情者。

此人名叫朴汝春，朝鲜族人，“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吉林参加了伪“满洲国”的谍报人员训练班，结业后当上了关东军的密探。

1940年，朴汝春跟着关东军特高课的一名中佐跑到关内执行秘密任务，完成后被日军驻山东部队的一名军官看中，于是留了下来，在济南充当日本宪兵队的耳目。

抗日战争胜利后，朴汝春失去了依靠，他知道自己如果回到吉林老家去的话，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很快逃往南京。

几年后，南京解放，朴汝春又逃往上海，以朝鲜人的身份在虹口区公平路开了家小饭馆。

朴汝春嗜酒，是一个见酒不要命的主儿，自己开了饭馆自是如鱼得水，一次喝得醉醺醺时，自吹自擂把以前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给曝了光。

这边朴汝春刚刚闭口，那边公安局已经得知，酒还没醒，一副铐子已经扣上了手腕！

半年后，朴汝春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不久押送白茅岭农场劳改。

侦查员老崔、小汪从囚犯档案中找到了朴汝春，寻思此人可能跟这次调查能够对得上号，那段时间他正在山东济南，又在日本宪兵队干，应该知晓河下谷清的情况，于是登门“拜访”。

果然，朴汝春真的认识河下谷清，不是路上见面点点头打个招呼，且在特务活动中曾经有过配合，私交中不时在一起吃吃喝喝。

朴汝春只略略一提，两位侦查员就意识到这家伙正是他们找遍了白茅岭农场而觅之不得的线索源。

马上，朴汝春被带往总场招待所，在那里，两位侦查员和他密谈了整整六个小时，获得了以下情况:

朴汝春和河下谷清相识于1941年初，河下谷清以为朴是韩国人，对他不像对那些中国特务那样表面上客气、心里却总是提防一手。

朴汝春对宪兵队的每个日本人都奉承巴结、溜须拍马，河下谷清由于平和近人，两人交往得多一些。

有一段时间，朴汝春应河下谷清之邀，冒充韩国地下抗日同盟组织的积极分子，参加过几次引诱中国抗日青年参加由河下谷清组织的所谓“中日反战青年联盟”的秘密活动。

这次行动，使济南地区的12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来一部分人被杀害。

河下谷清为了对朴汝春表示感谢，还请其吃了一顿饭，送给他一块手表。

就是在这次吃饭时，河下谷清告诉朴汝春：

他在上海有一位中国妻子，长得很漂亮。

可能，这是河下谷清喝多了酒以后的醉话，之后再也没有提及过，朴汝春也算是受过训练的特务，河下谷清不再提及的事情，他也不再询问。

朴汝春跟河下谷清的最后一次见面时间是1943年8月上旬，朴汝春因为精通日语而被日本宪兵队指定为宪兵队驻济南车站特别督察室的翻译，天天待在车站。

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已有多时不见的河下谷清穿着一套浅色帆布西装，手里提着一个牛皮旅行箱，悄然出现在济南车站的站台上。

当时，朴汝春正陪同宪兵队驻车站特别督察室的主任小野在站台上巡视，小野见到河下谷清，立马上前寒暄。

河下谷清转脸看见了朴汝春，主动上前握手，他亲耳听见河下谷清跟小野说:

他这次离开济南后，可能不会再回来了。

这时，从南京开往北平的火车进站了，河下谷清和小野、朴汝春挥手告别，从此再也没有相见。

不过，在以后的日子里，朴汝春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别人说到过河下谷清，还说到过他的中国妻子。

这个“别人”指的是日本济南宪兵队的几个跟河下谷清熟识的军官，朴汝春跟他们一起喝酒时，听他们议论过河下谷清的中国妻子。

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浙江籍女子，以舞女为职业，河下谷清去上海执行秘密任务时，俩人在一家舞厅认识后，产生了感情结婚。

而河下谷清结婚需要经过高级长官恶特别批准，因为这对于他向“中国通”这个角色的演变大有好处。

这样，朴汝春的上述陈述就为侦查员提供了一个寻找河下谷清的线索：

他在上海有一个舞女出身的中国妻子。

老崔、小汪返回上海后，把调查所获作了详细汇报，组长吴一竹据此作出判断：

河下谷清隐藏在上海，肯定是以那个舞女出身的中国妻子为掩护，如果能够找到那个舞女，也就可以找到河下谷清其人。

于是，调查小组连夜制定了一个寻找那个舞女的方案，次日即获得上级批准。

当时，上海已经取消了舞女职业，以前以此为生的她们早已改行，要想在上海滩的茫茫人海中寻找这样一个女子真的不易。不过，吴一竹对此具有丰富经验。

从市公安局的档案里，他找出解放初期为配合全国镇反需要进行的“特种行业登记资料”。

当时，职业舞女作为特种行业从业人员由各个舞厅的老板把身份信息送公安局备案，上面有姓名、年龄、籍贯、家庭成员、社会关系、从事舞女职业的时间、所待过的舞厅等等。

吴一竹他们要从这些资料中，筛选朴汝春所说的“浙江籍”舞女，先划出一个范围来，然后再进一步予以淘汰筛选。

这一步走下来，所筛选出的浙江籍舞女令侦查员暗吃一惊——竟有723名之多！

上海舞厅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最初，侦查员想根据资料上的“家庭成员”进行分析判断，可是转念一想直接放弃。

因为，如果其中哪一位舞女的丈夫确实是日本特务的话，在资料上出现的肯定既不会是日本人，也不会是河下谷清的名字。

因此，侦查员决定另辟途径：

根据资料上所列出的这些舞女曾经待过的舞厅，找到那些老板获取舞女的配偶情况。

随后，侦查员们把这723名浙江籍舞女进行分类，发现她们曾经分别在39家舞厅待过。

接下来寻找这39家舞厅的老板，结果有3家在解放前已经关门，其中2家老板已经举家去香港、台湾定居，其余36家有19人在解放后被捕判刑，另有7人去外地定居。

侦查员分头查访，耗时二十天，除去海外的两个，其他的全部找到。他们提供了大部分舞女的配偶情况，经过筛选，发现其中三个舞女的配偶，似有跟河下谷清相似的嫌疑！

第一个是时春萍，34岁，浙江宁波人氏，原是上海“逍遥厅”舞女，1941年1月，她与一北方来沪经商的李姓男子在跳舞时相识，不久即坠入情网正式结婚，生有一子一女。

侦查员访问“逍遥厅”老板时，询问李姓男子的容貌长相，老板说他没有见过此人，只听说是一个个子不高但模样英俊、处世相当机灵的生意人。

据说，婚后那个李姓男子仍旧去北方经商，只有逢年过节才回沪跟时春萍同居。

1948年，时春萍生了第二个孩子后改行，老板让她帮忙接待接待舞客，拿一份薪水。解放后，“逍遥厅”关门歇业，她去卢湾区的一所小学当校工。

第二个是王巧玲，32岁，浙江象山人氏，15岁来沪学跳舞，从此开始一直到1952年一直是职业舞女，先后在“皆乐堂”、“百乐门”、“群喜厅”待过。

17岁时，她开始曾和一不明身份的男子同居过两年多，后来被该男子抛弃，1942年跳舞时与结识的陈姓男子先同居后结婚，生有一对双胞胎。

1954年，原“群喜厅”老板之妻在马路上遇见王巧玲，闲聊中得知其与陈姓男子离婚。

第三个是贾贤珠，34岁，浙江江山人氏，8岁来沪，上过初中，曾经拍过电影，一度曾是“新世界舞厅”的台柱子，后来转到“皆乐堂”当了持股舞女，解放前夕当了该舞厅领班。

1951年，“皆乐堂”关门歇业后，她改行开了一家烟纸店，后来情况不详。

1942年开始，贾贤珠与一不明姓氏的神秘男子同居，至1945年初结婚，是否生育不清楚。

随后，侦查员兵分三路，同时对时春萍、王巧玲、贾贤珠三人进行外围调查，获得以下情况：

时春萍的丈夫李某，来自北方，身份不明，对外称其经营西药生意。可是，邻居孩子曾经看到他身上带着手枪，抗战胜利后长期居住上海，解放后不知去向。

王巧玲的丈夫陈某，解放前行踪飘忽不定，没有人知道此人以什么职业谋生，1953年王巧玲与其离婚，至今未嫁，陈某不知去向。

贾贤珠的丈夫据说姓曾，籍贯不清楚，此人精通俄语、日语，1945年初与贾举行婚礼时，有多名日本军官出席，解放后俩人分手，但贾去年曾经怀孕，在广慈医院堕胎。

吴一竹对上述情况予以充分考虑后，认为李某、陈某、曾某三人中，以李某最为可疑，于是决定首先对李某进行调查。

吴一竹亲自出马，和另外三名侦查员去了卢湾区，在辖区派出所民警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居民。

因此，有必要把时春萍悄悄传唤过来进行询问，因为李某的姓名还挂在时春萍的户口本上，与户主的关系是“夫妻”。

询问之下，时春萍流着泪说:

李某早在1951年就已经被人民政府捉进去吃了官司。

侦查员暗吃一惊：

这是怎么回事？派出所怎么没有掌握这一情况？

原来，李某在解放前当过汉奸，曾经在汪伪政府任职，尽管抗战结束后他逃回上海定居，可南京方面还记得他，解放后不久就派人把李某抓捕归案，当时没有跟上海警方联系，派出所毫不知情。

时春萍随即带侦查员去其住所，拿出了一些李某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写来的信件。

吴一竹等人一看有点懵，寻思李某如果就是河下谷清的话，前些日子徐永卿怎么会在上海见到他提着篮子买菜呢？要么这家伙已经越狱逃出来了？

这个问题，必须马上弄清楚，于是当即决定去南京讯问李某。

当天晚上，吴一竹等人抵达南京，下榻后即与老虎桥监狱联系，要求次日上午去提审李某，监狱方面自无二话。

次日，侦查员前往老虎桥监狱，先向监狱方面了解李某是否曾经越狱，直接被否定。

然后，他们又去提审室讯问李某。此时，李某已经坐在提审室的小板凳上恭候，吴一竹定睛一看，觉得这人不是河下谷清！

因为，李某的相貌和徐永卿所说的河下谷清的相貌没有任何相像之处。

讯问了李某的经历，也跟河下谷清的情况完全不同。不过，作为办案调查，侦查员当场给李某拍摄了各种姿势的照片，包括带有身高标记尺度的赤足站立照片。

返沪后，立刻冲印，将其中一份通过铁路公安急送福州，请徐永卿辨认。

徐永卿接到上海方面的电话，当即赶到福州车站，列车一抵达，马上找乘警辨认照片，看后摇头，然后直接给吴一竹打电话说:

此人不是河下谷清。

这样一来，第一个嫌疑对象被排除掉，调查小组随即对第二、第三个嫌疑对象陈某、曾某的妻子王巧玲、贾贤珠同时进行调查。

对于王巧玲的调查比较简单，她听说侦查员前来了解陈某情况，拿出了1953年办理的离婚证书，然后说明：

陈某原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南京解放后，他决定逃往台湾，原先准备全家一起过去，可是因为当时她正患着伤寒病，不能和其他人同船而去，陈某只能一个人先去。

临走时，陈某说好过一阵来上海接她，可是一直没有音讯。解放后，王巧玲接受了新社会的教育，意识到丈夫是人民的敌人，于是决定单方面办理离婚手续。

因为对这方面的政策不清楚，政府有关部门没有及时给她办理，一直到1953年才办成。

在这之前，她已经把跟陈某相关的所有物品全部归拢后，交给区公安分局了，其中有陈某的照片。

接着，侦查员来到公安分局找出了陈某的照片，那是个身高一米八的大高个儿，一看便知跟河下谷清完全是两个人，这条线索就此打住。

与此同时，对于贾贤珠的调查也在进行之中。

贾贤珠不做舞女之后，在一个亲戚开的工厂搞管理，后来公私合营时就作为正式员工留了下来，做后勤总务方面的工作。这是一个颇有姿色的女人，说话声音透着一股甜美。

侦查员考虑到，如果直接去单位找可能会使她感到难堪，决定先去派出所了解一下。

派出所民警对此表示遗憾，因为贾贤珠不久前刚从卢湾区打浦桥那里搬过来居住，户口本上只有她一个人，打浦桥派出所转过来的户籍资料上也只有她一个人，因此无从了解。

随后，吴一竹带了两个侦查员请派出所户籍警陪同，在一个雨夜悄然登门访问。

贾贤珠见几个民警雨夜突然登门，显得有点吃惊，吴一竹甚至还捕捉到她眼睛里飞掠而过的一丝惊慌，心中不禁一动，难道这真应了“苍天不负苦心人”这句老话了？

就在这时，贾贤珠已经恢复了镇定，向侦查员说明了她那已经分手的丈夫的简况。

虽然是简况，还是让侦查员的精神为之一振：

那人名叫曾福山，出生于日本福冈，其父是清朝派赴日本的留学生，后定居在日本，娶了日本妻子，生下的儿子有两个名字，中国名字叫曾福山，日本名字叫山田太郎。

曾福山17岁来到中国，在北平读大学，后来做生意，他有日本同学和朋友，还有日本妈妈的许多亲友，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参加了侵华战争，占领上海后，他跟其中一些人有了来往，中间是否参与过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不清楚。

抗战胜利后，曾福山仍留在上海做生意，上海解放后，他感到有点不自由，于是决定回日本定居。

因为曾福山具有中国和日本的双重国籍，人民政府同意他出境。当时，贾贤珠还是舞女，想一起去日本，遭到拒绝，于是俩人大吵了一场，找了个律师，写了一份协议书，算是离婚。

贾贤珠离婚后，没有再找对象，单身过日子一直到现在。

侦查员听完这一番陈述，正要开口询问其是否还保存着曾福山的照片，贾贤珠已经起身从五斗橱里取出一本照相簿。

侦查员一看之下，暗自窃喜：

曾福山的外形看上去活脱是一个日本人的样子，而且跟徐永卿所说的河下谷清颇有些相似！

接着，贾贤珠又取出当初律师作为见证人所写的那份离婚协议书给侦查员过目。

对于侦查员来说，由于对照片已经有了那份印象，所以离婚协议书的作用自然要打折扣。

不过，先前进门时贾贤珠所表现出的那一丝没来由的惊慌，侦查员有理由把贾贤珠带往派出所进行进一步审查。

贾贤珠听说民警要把她带往派出所，颇有些惊慌失措，她跟户籍警有些熟，便用那种娇滴滴的声音可怜巴巴地询问这是为什么。

户籍警自然不会告诉她这是怎么回事，倒是吴一竹和颜悦色地对她说:

这是为了弄清楚一桩事情，只要她能够予以配合，应该不会牵连进来。

这样一说，贾贤珠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接着，她又问要不要带东西，显然是指是否会被留置在派出所，吴一竹摇头说:

不必。

到了派出所，贾贤珠用看上去很老实、很配合的模样，回答着围绕着曾福山的提问，问得很细，回答得也很详细。

这样一直进行到下半夜三四点钟，侦查员竟然没有找到任何突破口，只好把她放走，那本带来的照相簿没有还给她。

吴一竹等人进行了讨论，对于照片的怀疑难以放弃，还有侦查员登门时对方的惊慌神色也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于是，他们决定先对照片进行辨认后再说，同时，让户籍警立刻通知居委会治保干部，对贾贤珠进行秘密监控。

几小时后，吴一竹带着一名侦查员登上了开往福州的列车，公文包里放着贾贤珠的那本照相簿。

只要徐永卿确认曾福山即是河下谷清，立刻电话通知上海方面对贾贤珠重新进行审查。

吴一竹等人经过三十来小时的长途旅行抵达福州时，徐永卿已经在站台上等候。

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里，徐永卿对侦查员带去的曾福山的照片作了辨认，起初也认为很像河下谷清，但是，在对多张不同角度的照片反复进行仔细辨认后，他终于摇头说：

“这不是河下谷清！”

随后，吴一竹他们失望而返。尽管徐永卿已经作了否定，可是，贾贤珠所表现出的那份反常惊慌，还是牢牢地留在侦查员的头脑中，吴一竹认为需要继续往下追查。

于是，贾贤珠第二次被请至派出所，这个漂亮女人不知是否经过了哪个高人指点，在侦查员还没有正式涉及这一话题时，已经对先前的反常表现作了说明：

原来，贾贤珠在跟曾福山分手后，曾经和一个被人称为“刘小开”的富家子弟厮混过一阵，并且在去年怀孕打过胎。

本来，她准备嫁给刘小开，可就在她打胎后不久，刘小开却卷入了一桩现行反革命案件被逮捕。

那是大约八九个月前的事情，当时承办那个案子的警察三天两头来找她调查情况，回答稍有迟疑，就说是“包庇”，使她受惊不小。

如此一段时间后，总算平静下来。于是她赶紧搬家，想开始过一种新日子。

此番突然见户籍警又领着几个警察登门，心里马上下意识地寻思那件事又来了，当时就露出了怯相。

贾贤珠这样一说，侦查员自然又得去调查。一打听，刘小开那案件由市局办理，现在已经侦查结束，一应材料都已经送往检察院，刘小开和他的七八个同伙现关押于上海市第二看守所。

他们到看守所去提审，回答跟贾贤珠一模一样。

吴一竹想想还觉得不踏实，又去广慈医院查看了贾贤珠去年打胎的原始医疗记录，这才确认无疑。

就这样，一番调查全部泡汤，线索全被排除，调查工作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