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实务审视与争议探析

近年来，我国离婚率呈上升趋势，“闪离”、“冲动离婚”现象受到社会关注。为引导当事人审慎处理婚姻关系，维护家庭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设立了离婚冷静期制度。该制度作为协议离婚的法定前置程序，自实施以来便在实务中引发了广泛的应用与深入的讨论。

一、 离婚冷静期制度的核心框架与适用边界

离婚冷静期制度被定位为针对协议离婚的一种强制性程序干预。其立法理念在于，通过设定一个不可逾越的时间门槛，为意欲解除婚姻关系的夫妻双方提供一段强制性的冷静思考期限，以冷却可能的冲动情绪，重新审视婚姻现状与离婚决定，从而体现“离婚自由并非绝对自由”的立法价值取向，强化当事人的审慎义务。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条的规定，离婚冷静期适用于夫妻双方自愿离婚并就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宜达成一致后，向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离婚登记申请的情形。其程序具体分为两个连续的阶段，总计时长60日：

第一阶段：三十日撤回期

期限自婚姻登记机关受理离婚申请并出具《离婚登记申请受理回执单》之日起算。在此三十日内，任何一方若反悔，均可单方持有效身份证件及回执单向原受理机关撤回离婚申请。一旦撤回，本次离婚登记程序即告终止。

第二阶段：三十日确认期

若撤回期内无人撤回申请，则自第三十一日起进入为期三十日的确认期。双方必须在此期限内，共同亲自前往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放离婚证。若未能共同到场、未提出申请或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均被视为自动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只有在确认期内双方共同申请且经审查符合条件，婚姻登记机关方可办理离婚登记，发放离婚证，婚姻关系自此正式解除。

必须明确的是，离婚冷静期是协议离婚的专属程序要件。对于一方要求离婚而另一方不同意，或双方虽同意离婚但无法就子女、财产等问题达成一致的，当事人需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的途径解决。诉讼离婚由法院审理，其程序设置中虽有调解环节及可能的“感情冷静期”，但与《民法典》规定的、适用于行政登记程序的协议离婚冷静期在性质、启动方式和法律效力上均有不同，后者不强制适用前述的60日冷静期规定。

二、 实务操作中的主要争议焦点

尽管法律条文对冷静期作出了基本规定，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从程序细节到实体权益保护，均产生了诸多亟待厘清的争议。

（一） 两阶段冷静期的程序衔接争议

程序的明确性是法律得以顺畅执行的基础，然而冷静期制度的两阶段设计在衔接处存在模糊地带，导致了实务操作的混乱。

期限计算的争议：核心问题在于“期限届满之日”的认定，尤其是当届满之日适逢法定节假日时。部分婚姻登记机关参照其他行政法规中关于期间计算的规定，将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视为期限届满日；而部分当事人则依据自然日的理解，主张届满日即为特定日期，节假日不应顺延。这种计算标准的不统一，直接影响当事人行使权利（如申请发证）的时间节点，可能引发不必要的争议与投诉。

阶段转换的衔接漏洞：在三十日撤回期届满后，当事人即进入三十日确认期。实务中常出现的问题是，当事人因故未能在三十日确认期内共同前往申请离婚证。例如，一方临时因工作派遣至外地、突发疾病住院，或双方因琐事再次发生争执未能协调一致出行等。对于此类因客观原因或非主观恶意导致无法在法定期限内共同申请的情形，现行规定未设置任何救济途径，一律视为“撤回离婚申请”。这可能导致双方本已达成的离婚合意因程序障碍而失效，需重新启动新一轮的三十日冷静期，增加了时间与协商成本。

材料审查的衔接困境：在程序上，撤回期内的审查侧重于形式审查，如核对当事人身份与自愿离婚意思表示；而在确认期内，婚姻登记机关需对离婚协议进行实质性审查。若工作人员在确认期审查中发现离婚协议关于财产分割、债务承担等条款存在模糊、遗漏或法律瑕疵，要求当事人修改。但修改协议可能需要时间磋商，一旦完成修改并重新提交时已超出三十日确认期，此时应如何处理？实务中存在不同做法：有的登记机关允许在合理解释下受理修改后的协议；有的则严格依据条文，认为超期即申请失效，需重新提出申请并重新计算冷静期。这种不确定性给当事人和登记机关都带来了困扰。

（二） 家暴受害者适用冷静期的例外争议

这是离婚冷静期制度面临的最严峻的伦理与法律挑战之一。制度本意是防止冲动离婚，但对于正在经历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而言，强制性的60天等待期可能非但不能让其“冷静”，反而使其持续暴露于危险之中，成为摆脱家暴环境的制度性障碍。

家暴受害者即便与施暴方艰难达成了离婚协议，在长达60天的冷静期内，其人身安全仍充满变数。施暴方可能在此期间反悔、进行威胁恐吓、甚至升级暴力行为。现实中的悲剧案例并不鲜见，例如2023年曾发生一起案件，妻子在离婚冷静期内被丈夫杀害，这极端地暴露了制度在特殊情境下的局限性。婚姻登记机关作为行政机构，无权对法定冷静期予以豁免，这使得家暴受害者无法在协议离婚程序中获得即时保护。

若受害者转而寻求诉讼离婚，虽可能因《民法典》规定“实施家庭暴力”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且诉讼中若认定存在家暴，法官可酌情不设置或缩短“感情冷静期”，但诉讼程序本身耗时较长，且涉及举证、开庭等环节，对于亟需脱离危险环境、可能面临经济困难或举证能力弱的受害者而言，同样是沉重负担。此外，在协议离婚场景下，何种证据能证明“家暴”从而触发例外规则（如果未来立法设立），目前也缺乏明确标准。报警记录、伤情鉴定、告诫书、证人证言等材料的证明力如何认定，由谁认定，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三） 撤回权行使的规范争议

法律赋予当事人在三十日撤回期内单方、无条件撤回离婚申请的权利。这一旨在保障“后悔权”的设计，在实务中却可能被异化为博弈工具，引发新的不公。

撤回权的滥用：一方当事人可能并非出于修复感情的考虑，而是基于不当目的行使撤回权。例如，在离婚谈判中，为在财产分割或子女抚养权上获取更多筹码，以“撤回申请”为要挟，迫使对方让步；或者一方已决心离婚，另一方则反复申请、撤回，进行“程序消耗”，给对方带来精神困扰与经济成本。这种权利滥用背离了制度初衷，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与离婚自由。

行使方式的争议：法律规定撤回申请需由本人持证件办理。但当当事人因身体残疾、严重疾病、身处境外或异地等客观原因确实无法亲自到场时，能否委托他人（如律师、近亲属）代为撤回？现行规定未予明确。部分登记机关出于慎重考虑，要求必须本人到场，这可能变相剥夺了部分确有困难当事人的撤回权；而若允许代为撤回，委托手续的真实性、有效性如何审查，又成为新的操作难题。

三、 诉讼离婚与协议离婚中“冷静期”的关联与冲突

在离婚纠纷解决的双轨制下，协议离婚的“民政冷静期”与诉讼离婚中可能出现的“法院调解冷静期”或“感情冷静期”并存，二者在实践中产生了复杂的关联与衔接问题。

尽管两者在立法目的上具有共性（如避免冲动离婚、维护家庭稳定），且都体现了审慎原则，但它们的适用场景、启动主体和法律性质不同。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当事人在两种程序间转换时产生困境。

一种常见情况是：夫妻双方启动协议离婚程序，在民政冷静期的撤回期内，一方反悔撤回了申请；或在确认期内未能共同申领离婚证。此后，坚决要求离婚的一方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此时，法院在审理中是否应考虑当事人已经历过的“民政冷静期”？是否应当扣除该期限，或者缩短诉讼中的冷静期？实践中法院对此处理不一。有的法官认为，当事人既已走过民政冷静期，应有充分时间冷静，诉讼中可不再设置或缩短冷静期；有的法官则认为，诉讼程序独立，应重新评估双方感情状况，可能再次设置冷静期。这种不衔接增加了结果的不确定性。

在涉及家暴等特殊情形时，关联困境更为突出。受害者在协议离婚路径中无法避开冷静期，被迫转入诉讼。虽然《民法典》规定家暴是法定离婚情形，且最高法院倾向于在认定家暴的诉讼中不设或慎用冷静期，但并非所有法官在实践中都持一致态度，仍有部分案件会被设置诉讼冷静期。这就导致了针对同一受害群体，因选择的初始路径不同，可能在实质权益保护上产生差异。此外，当事人在民政部门申请离婚时提交的家暴初步证据（如咨询记录、部分书面材料），在后续诉讼中能否被法院直接采信，还是需要重新组织举证，也缺乏明确的证据衔接规则，无形中加重了受害者的举证负担。

四、 结语

离婚冷静期制度作为我国婚姻家庭法律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创新，其设立具有明确的社会治理目标，即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同时，通过程序缓冲抑制非理性离婚，致力于维护婚姻家庭的总体稳定。制度实施以来的实践表明，其在部分情况下确实为冲动型离婚提供了挽回空间。

然而，任何法律制度都需要在普适性原则与个案特殊性之间寻求平衡。当前的离婚冷静期制度在实务中暴露出程序衔接存在模糊地带、对家暴等特殊情形受害者保护不足、权利行使规则不够细化、与诉讼离婚程序衔接不畅等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在于对制度进行精细化的审视与优化。包括在程序法层面细化操作规则，统一期限计算与材料审查标准；在实体法层面明确特定情形（如家庭暴力）的例外适用条款与证据认定标准；在权利行使层面规范撤回权的行使与救济方式；在机制层面加强民政、法院、公安、妇联等部门间的协同与信息共享。

我们相信通过清晰化的司法解释、统一的裁判尺度以及有力的社会支持系统联动，才能使离婚冷静期制度既有效实现其减少轻率离婚的立法初衷，又能充分保障每一位当事人，特别是婚姻中弱势一方的合法权益，最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四川宽敏律师事务所

2026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