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2009年深秋，上海浦东，陆家嘴环路某券商营业部。

我捏着那张泛黄的股东账户卡走进大厅，卡边都起毛了，上面印着的钢印编号模糊得几乎看不清。前台小姑娘递给我一张查询申请单，笑容职业而礼貌：“穆女士，您的账户确实存在，但需要您本人去开户行办理三方存管确认。”

开户行？我愣了下。

十七年了，我早忘了当年是在哪家银行开的资金账户。那张银行卡更是不知道扔到了哪个角落，或许早就被销了户。

可当我坐上公交车晃到静安区那条老街上，找到那家还开着门的银行网点时，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定在门口——我透过玻璃门看见里面柜台后的那张脸，整个人从头皮麻到脚底板。

那是我的前夫。

我在门口站了足足三分钟，腿像灌了铅。

如果不是券商那个电话，如果不是他们说“穆女士，您再不销户我们要被监管部门处罚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走进这家银行，更不会知道那个我烂在账户里十七年的垃圾股，已经变成了一笔让我头皮发麻的数字。

第一章 九二年那个冬天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上海下了入冬以来第一场雨。

我站在静安区那家证券交易所门口，雨丝斜着打在脸上，手里攥着刚从单位预支的半年奖金——三千二百块。这笔钱本来该用来给我妈交住院费，但我没交。

我妈那会儿住在华山医院，老慢支转肺气肿，咳得整栋楼都能听见。医生说要做个什么新检查，得两千多。我爸走早了五年，家里就我跟弟弟两个，弟弟还在读中专，我一个月工资一百八，扣掉房租水电，剩不下几个钱。

可我到底还是没交。

说出来我都嫌自己丢人。那段时间交易所门口每天都挤满了人，隔着玻璃看见里面红红绿绿的电子屏，就跟看见赌场里的老虎机似的。我们厂里有个跑供销的老宋，据说上半年买了只股票，三个月翻了三倍，整个人走路都带风，逢人就递烟，说话声量比厂长还大。

我没钱请老宋吃饭，就买了两包牡丹烟塞给他，求他指条明路。老宋眯着眼睛看了看我，说：“你听我的，买真空电子，便宜，盘子大，跌也跌不到哪去。”

那时候我连股票是什么东西都没搞明白，就记住了“真空电子”四个字。

三千二百块，我记得很清楚，每股四块一毛六，买了七百股，剩下的一百多块交了手续费，兜里就剩了二十三块钱。

我妈的住院费到底还是弟弟找他班主任借的。那个老教师人好，借了两千块给弟弟，我后来还了三年才还清。每次还钱的时候我都觉得那张票子烫手，可我那时候就是鬼迷心窍，总觉得自己能翻身。

交易大厅里人挤人，汗味、烟味、劣质香水味搅在一起，闻着就让人头晕。柜台后面收单的小姑娘脸上没什么表情，接过我的委托单，扫了一眼，啪一声盖了个章，往里一扔。

我就这么成了股民。

那时候我还在国营纺织厂当挡车工，三班倒，一班八小时，机器轰轰响着，满屋子飞絮。下了班也不回家，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自行车，拐到交易所去看看那块电子屏。

红红绿绿的数字跳来跳去，我盯得眼睛发酸，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有时候涨了几分钱，心里就美滋滋的，觉得今天赚了半个月菜钱；有时候跌了一毛多，就堵得慌，连午饭都吃不下。

那种日子过了大概半年，我瘦了二十多斤，原本合身的的确良工作服穿在身上像面口袋。车间主任老赵看见我，皱着眉说：“小穆，你是不是有病？脸色白得像鬼。”

我没吭声，心想等我把股票卖了，赚了钱，我还上什么班。

可那只股票就是不涨。

四块一毛六买进去，中间最高到过四块八，我没舍得卖，觉得还能涨到五块以上。结果一路跌到三块六，我急得嘴角起了一圈燎泡，天天往交易所跑，恨不得拿把刀逼着庄家拉上去。

就在那年冬天，我认识了郑远。

他也在交易所，跟我一样，蹲在角落里盯着电子屏发呆。我注意他好几天了，不是因为他长得好看——事实上他长得一般，方脸，个子不高，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而是因为他的表情跟我一样，一脸苦相。

后来搭上话才知道，他买的是“飞乐音响”，比我买的还贵，套得比我还深。两个人蹲在交易所门口的台阶上，你一根我一根抽着劣质烟，互相倒苦水，倒着倒着就熟了。

郑远比我大两岁，在一家街道工厂当电工，一个月工资跟我差不多。他离婚了，没孩子，租的房子跟我隔着两条街。我们俩第一次正经吃饭是在他家楼下的小面馆，他请我吃了一碗阳春面，加了个荷包蛋。

他说：“你一个女人，别炒股票了，这东西不是你能玩的。”

我听了很不服气，问他：“那你一个大男人，不也套着呢？”

他被我噎住了，半天才说：“我能扛，你扛不住。”

我没接话，低头吃面。荷包蛋煎得有点焦，蛋黄是溏心的，咬一口淌出来，黄澄澄地浸在面汤里。那碗面我吃得特别慢，心里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这人还行，就是嘴笨。

第二年开春，我跟郑远领了证。

没办酒席，没拍婚纱照，就在街道办事处花了几块钱，把两个单身户口本换成了一本结婚证。出来的时候天阴着，风很大，他把他那件军大衣脱下来披在我身上，袖子长出一截，我整个人像裹在棉被里。

我说：“你那股票还套着呢？”

他说：“不管了，就那么放着吧。”

我笑了：“我那七百股也放着，看它能跌到哪去。”

两个人手牵手走在风里，谁也没提钱的事。那时候是真穷，穷得叮当响，但心里头不慌，总觉得日子还长，总能熬出头。

婚后的日子不好不坏。郑远那个街道工厂效益不行，常常发不出全额工资，我这边纺织厂也一天不如一天，到处都在传要下岗。我们租的那间房子在弄堂深处，十五六个平方，隔成里外两间，下雨天屋顶漏水，得拿脸盆接着，叮叮当当响一宿。

那只股票的事情，我们后来很少提了。

不是忘了，是不敢提。每次路过交易所门口，我都会下意识别过脸去，假装没看见那块电子屏。郑远倒是查过几次，查完就闷闷不乐，问他也不说，后来我偷偷去看了看，那只股票已经跌到两块一了。

七百股，账面市值一千四百七。三千二百块本金，亏了一半多。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郑远在旁边打着鼾，我在黑暗里睁着眼睛，眼泪顺着眼角淌到枕头上，一滴一滴，无声无息。

第二章 遗忘的密码

人大概都有这种本能——疼到一定程度，就会自己找地方藏起来。

一九九四年春天，纺织厂裁了一批人，我在名单里。下岗那天我没哭，抱着一个纸箱子走出厂门，箱子里装着我的工号牌、一套新工作服、用了八年的搪瓷缸子，还有一张优秀挡车工的奖状。

郑远在厂门口等我，骑着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自行车，后座上绑着我厂里发的毛毯。他看见我出来，啥也没说，就把车把往我这边推了推，意思是让我上去。

我坐上去，纸箱子搁在腿上，脸贴着他的后背。他后背很宽，军大衣的布料磨着我的脸，粗糙但暖和。

那天晚上郑远炒了三个菜——红烧肉、炒青菜、番茄蛋汤。红烧肉是花了八块钱买的五花肉，炖了两个小时，筷子一戳就烂。他把最大的几块都夹到我碗里，自己扒着白米饭配青菜吃。

我含着那口红烧肉，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股票要不卖了吧，”我说，“能回多少是多少，家里等钱用。”

郑远筷子顿了顿，想了想，说：“卖了也回不了几个钱，不值当。放着吧，密码你也别记了，就当丢了。”

我没吭声。其实那个密码我记得很清楚，是我妈生日倒过来写。但郑远说得对，卖了也拿不回几个钱，心里头那点念想也就断了。

就这样，那只股票跟我的人生彻底分了手。

下岗后我去了一家私营服装厂踩缝纫机，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一件T恤八分钱，我做熟了一天能做三百件，一个月下来能挣七八百块，比在纺织厂的时候多。但私营厂不交金不交社保，连加班费都不给，逢年过节更是什么都没有。

郑远的街道厂终究还是倒了。他四处打零工，当过搬运工、做过水电维修、在工地上搬过砖，有段时间甚至还跟着一个包工头去外地建过厂房。我们在家的日子越来越少，有时候他回来我已经睡了，我走的时候他还没醒。

两个人的话越来越少，不是不想说，是没什么好说的。一天到晚累得跟狗似的，谁还有心思聊天。

一九九五年冬天，我生了个女儿。

那天郑远在宁波的工地上，接到电话的时候已经是我进产房的第二天了。他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赶回来，冲进医院的时候胡子拉碴，眼睛通红，手里拎着一袋橘子，橘子上还沾着泥。

他蹲在床边看着我，眼圈红了，嘴唇抖了抖，半天才憋出一句：“你受苦了。”

我笑了笑，指了指旁边襁褓里的女儿：“看看像谁。”

他凑过去看，看了半天说：“像我，丑。”

我气得拿枕头砸他，他躲都没躲，咧嘴笑了，露出有点黄的牙齿。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笑得那么开心。

女儿起名叫穆瑶，跟我姓。郑远没意见，他妈倒是打过电话来闹，说老郑家的种凭什么跟别人姓。郑远在电话里跟他妈吵了一架，把电话摔了，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发那么大火。

我说要不还是跟你姓吧。

他摆手，很固执：“跟我姓有什么用？你那股票卖了不还是咱俩的钱？姓什么都一样。”

我当时觉得他大度，后来才明白，他是真的不在乎。不在乎姓什么，不在乎那个账户里还剩多少钱，不在乎这日子好过歹过，他只要这个家在就行。

可我不行。我总想争口气，总觉得不能一辈子窝在这间漏雨的弄堂房子里，总想让我女儿过上好日子。

那只股票的事情，我彻底忘了。

甚至连那个证券账户的密码，我都在一次次搬家、换身份证、换工作、带孩子的忙乱中丢了个一干二净。我只隐约记得，好像是用我妈生日设的密码，但究竟是正着写还是倒着写，我妈生日是哪天来着？

农历十月十二。

对，这个我记得。但阳历几月几号？我记不清了。

就这样，那些股票就像埋在地里的一颗种子，谁知道它发了芽还是烂了根，总之跟我没关系了。

第三章 两本存折

日子像钝刀子割肉，一天天挨着过。

女儿穆瑶三岁那年，郑远从宁波回来了。不是不想干了，是工地出了事故，一个工友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脊椎断了，包工头赔了五千块钱就把人打发了。郑远看着害怕，说这种黑心工头跟着没前途，就回来了。

回来后他又换了几份工作，最后在一家物业公司找了个水电工的活儿，一个月八百块，交三险一金。日子总算稳当了点，但也就稳当而已。

服装厂的生意时好时坏，老板接不到订单的时候就放假，一放假就没工资。我算了算，一年十二个月，能干满十个月就算好的了。最惨的那年，干了七个月，拿了五千块不到，连穆瑶的托儿费都不够交。

郑远那时候已经开始喝酒了。

不多，就二两，每天晚饭时候倒一小杯，就着花生米慢慢抿。我起初没在意，后来发现他去超市买酒的频率越来越密，从一周一瓶变成三天一瓶，再后来每天都得买。

我说：“少喝点。”

他说：“喝不死。”

那种语气，不像是跟我抬杠，更像是跟自己赌气。他这些年过得窝囊，一个男人，养不起老婆孩子，他心里头不舒服。但他说不出来，郑远这个人嘴太笨了，心里的东西倒不出来，全咽回去，变成酒精灌进去。

有时候半夜醒来，我听见他在外屋抽烟，一根接一根，打火机的火光一闪一闪的，映着他那张疲惫的脸。我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说什么呢？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种话连我自己都不信。

二〇〇〇年，穆瑶五岁了，上了幼儿园大班。那天幼儿园老师让每个小朋友画一幅画，题目是“我的家”。穆瑶画了三个人——妈妈、爸爸，还有她自己。三个人手牵手，头顶上画了个太阳，太阳是绿色的。

郑远看着那幅画，突然问穆瑶：“为啥太阳是绿色的？”

穆瑶说：“因为绿色的好看。”

郑远点了点头，把那幅画折好，贴身揣进怀里。第二天他请了半天假，去了趟银行，回来的时候拿着一张存折，递给我看。

存折上存了三千块。

我问哪来的钱。

他说：“攒的。”

我看存折上的记录，每笔都是一百、两百，有的甚至只有五十。陆陆续续存了大半年。最后一笔是昨天存的，一千块，他说是把烟戒了省下来的。

我鼻子一酸，问他：“存这个钱干嘛？”

他想了想，说：“给穆瑶将来上学用。”

我翻到存折第一页，户名写得端端正正——穆瑶。下面一行小字，开户日期：2000年3月16日。

我记得那天，因为第二天就是我的生日。

后来那张存折又陆续多了很多笔钱，过年厂里发的红包、郑远帮人修空调的私活钱、我妈偶尔给穆瑶的压岁钱，全都存进去了。到穆瑶上小学那年，存折上的数字已经变成了一万两千多。

可我们俩之间，好像只剩这本存折了。

郑远越来越沉默，下班回来就窝在沙发上看电视，频道换来换去，没有一个节目能让他看超过五分钟。我问他工作上的事，他就说“还行”；问他有没有什么想吃的，他就说“随便”。

那几年我认识了一个做保险的女人，姓唐，三十七八岁，离了婚，自己带个儿子，卖保险卖得风生水起。她劝我也去卖保险，说她带我，保证比在服装厂踩缝纫机挣得多。

我犹豫了两个月，还是去了。

卖保险这件事，改变了我很多东西。我开始学着打扮自己，烫了头发，买了套像样的职业装，学会了跟人打交道，学会了在名片上印上“业务经理”的头衔。我每天骑着电瓶车满城跑，从静安到普陀，从普陀到长宁，一家一家敲门，一遍一遍被人拒绝。

但我真的挣到钱了。第一个月，底薪加提成，拿了三千二。比踩缝纫机多三倍。

我拿那些钱给穆瑶报了英语班和舞蹈班，给郑远买了件新羽绒服，给自己买了一支口红。那支口红是玫琳凯的，九十八块钱，我涂着它在镜子里看了很久，觉得自己好像又活过来了。

可郑远看我的眼神变了。

他说不出哪里不对，就是那种感觉——他看我的时候，眼睛里有了距离。以前他看我是平视的，现在他开始低着头看我，或者干脆不看我。

有天晚上我应酬回来晚了，喝了点酒，身上沾着烟味。郑远坐在沙发上没睡，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我说：“你还没睡啊。”

他没接话，沉默了很久，说：“你今天跟谁吃饭了？”

我说：“客户，一个开公司的老板。”

他又沉默了，站起来去了外屋，把门关上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见他在外面翻来覆去，床板吱呀吱呀响。我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忽然觉得这张一米五的床，怎么变得这么大。

第四章 变故与寒意

二〇〇三年，非典闹得人心惶惶。

保险生意一下子冷了下来，大家都不敢见人，连面谈都改成了电话沟通。我的收入掉了大半，好不容易攒起来的一点客户资源，像沙子一样从指缝里漏出去。

郑远所在的物业公司倒是没裁员，但开始降薪，水电工的工资从一千二降到了九百。他什么都没说，回来还是老样子，喝酒，抽烟，看电视。只是那把老藤椅上的凹陷越来越深，好像整个人都要陷进去。

穆瑶上了小学二年级，成绩中不溜秋，老师说这孩子聪明但不够专心。我在家长会上听着老师念成绩单，念到穆瑶的分数时，周围的家长没什么反应，就是那种“哦，就这样”的表情。

我坐在最后一排，攥着手里的家长会记录本，指甲把纸掐出了印子。

回家的路上穆瑶坐在我电瓶车后座，抱着我的腰，问我：“妈，我今天考得不好，你生气了吗？”

我说：“没有。”

其实我生了气，但不是对她生气，是对自己生气。我气自己没有本事，没办法像别的家长那样给孩子请家教、报补习班、买学区房。我什么都给不了她，连一个完整的家都快保不住了。

那天晚上郑远又喝酒，喝得比平时多。我没理他，给穆瑶洗完澡哄睡了，自己也躺下了。迷迷糊糊睡着之前，听见他在外屋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听不清说什么，但那个语气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女人的直觉有时候准得可怕。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告诉自己不要想，不要猜，不要问。有些事情知道了就回不去了。

可我还是没忍住。

第二天趁他上班，我翻了翻他的手机。那会儿手机还是诺基亚的蓝屏机，电话簿里存了没几个号码。我一条条翻短信，翻到一条没有名字的号码，短信内容很短：“明天老地方见。”

发信时间，昨天晚上十一点。

我把手机放回原处，坐在床边发了很久的呆。窗外的梧桐树被风吹得哗哗响，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照进来，在地上碎成一片一片。

我忽然想起一九九三年那个冬天，他请我吃阳春面，把荷包蛋夹到我碗里，说“你一个女人，别炒股票了，这东西不是你能玩的”。

十五年过去了，他当初说对了。股票不是我能玩的，婚姻也不是。

我没有去查那个女人是谁，也没有跟郑远吵架。我选择了一种最懦弱的方式——装作不知道。继续上班，继续接送孩子，继续做饭洗衣，继续扮演一个对一切都浑然不觉的妻子。

但有些东西变了就是变了。吃饭的时候我不再看他，说话的时候不再看着他的眼睛，睡觉的时候我们中间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

两个月后，郑远主动提了离婚。

那天下着雨，他在厨房里抽了半包烟，我坐在客厅叠衣服。穆瑶在屋里写作业，门关着，她戴着耳机听英语，听不清外面在说什么。

郑远从厨房出来，站在我面前，烟灰从指间落到地板上。

他说：“我对不起你。”

我说：“嗯。”

他说：“我跟别人在一起了。”

我说：“我知道。”

他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知道。

沉默了很久，他说：“房子是我租的，没你名字，存款也没多少，你看……”

我打断他：“穆瑶归我。”

他点了点头，眼圈红了，低着头站了一会儿，转身回了厨房。那天晚上他没吃晚饭，一个人坐在厨房里，喝了一整瓶白酒。

离婚手续办得很快。财产没什么好分的，房子是租的，存款凑吧凑吧不到两万块，一人一半。那张存折他留给了穆瑶，签协议的时候特别写明了这是女儿的教育基金，双方都不能动用。

走出民政局的时候天放晴了，阳光刺眼得很。郑远站在台阶下，点了根烟，抬着头看我。

他说：“你以后有困难就找我。”

我没看他，抱着纸箱子往公交站走。箱子里装着我的户口本、离婚证，还有那张存折。

“不用了，”我说，“你过你的吧。”

公交车来了，我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开出去很远，我从后视镜里看见郑远还站在那根电线杆下面，烟头的火光一明一灭，像一颗快要熄灭的星。

我没哭。

不是坚强，是觉得没什么好哭的了。这日子本来就够苦的，哭也哭不甜。

第五章 券商来电

离婚后我带着穆瑶搬到了闵行，租了一间更小的房子，一个月六百块。穆瑶睡里屋，我睡客厅沙发上。

保险公司的业绩在那两年慢慢好起来了，我学会了用电脑，学会了做方案，学会了怎么跟那些有钱人打交道。有一天我签了一个大单子，一年保费三万六，提成拿了七千多。那天晚上我带着穆瑶去吃了顿肯德基，她吃得很开心，满嘴番茄酱，笑得眼睛弯弯的。

我看着她，心想，值了。

二〇〇七年，股市疯了一样往上涨。同事老赵天天在办公室吹嘘他买的股票又涨停了，今天赚了半个月工资，明天赚了一台新手机。我听了只是笑笑，心里偶尔会闪过一个念头——我那个账户还在吗？

但也就想想，密码早就忘了，连在哪家券商开的户都快记不清了。这么多年过去，那家券商说不定早倒闭了，我那七百股大概也成了废纸。

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来了，股票跌得稀里哗啦。老赵赔了好几万，天天骂娘，我暗自庆幸自己早就忘了那个账户，不然说不定也会忍不住在牛市高点冲进去，然后被深套。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穆瑶上了初中，成绩中等偏上，青春期的小姑娘开始爱美了，偷偷用我的口红，被我抓到过两次。我没骂她，只是告诉她，好好学习才是正事，以后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比什么都强。

二〇〇九年十月，一个普通的周二下午。

我在保险公司开完会，回到工位上，手机响了。一个陌生号码，上海的座机。

“喂，请问是穆女士吗？”对方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普通话很标准。

“是我，哪位？”

“您好，我是申银万国证券静安营业部的客服，工号037。请问您是不是在一九九二年在我们营业部开过一个证券账户？”

我一愣，脑子里某个角落突然被点亮了一下。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穆女士，您的账户目前处于休眠状态，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我们需要对长期未使用的账户进行清理。如果您还想保留这个账户，需要本人带身份证来办理激活；如果不需要了，也可以办理销户。”

休眠账户？我差点笑出来。这账户岂止休眠，简直是死透了。

“销户吧，”我说，“我早就不炒股了。”

“好的，那麻烦您本人带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关联银行卡来我们营业部办理。”

股东账户卡？银行卡？

我翻遍了家里所有的抽屉，居然在穆瑶的旧书桌底下找到了那张股东账户卡。深蓝色的硬纸卡，四角都磨圆了，上面的字迹有些褪色，但还能看清——户名：穆桂英，股东代码: A123456789。开户日期：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那张银行卡呢？

我在记忆里翻来覆去地找，隐约记得是在静安区的一家工商银行开的户，但具体是哪家支行，卡号是多少，密码是什么，通通不记得了。十七年了，中间搬了五次家，换了三张身份证，那张银行卡怕是早就进了垃圾桶。

我试着给券商客服回电话，说银行卡找不到了。客服说那您需要先去银行查一下这个账户还在不在，如果在的话，办理挂失补卡，然后再来券商这边销户。

就这样，那个周六的上午，我坐上公交车，晃晃悠悠地去了静安区。

那条老街跟我记忆里不太一样了。以前路两边都是矮房子，现在多了几栋高楼，但有些老店还在，比如路口的那家生煎馒头店。我经过的时候往里看了一眼，老板娘还是那个人，只是头发白了大半。

工商银行的网点还在老位置，只是重新装修过，门头亮堂堂的，自动取款机排了一排。我推门进去，拿了号，坐在椅子上等着。

叫到我的号的时候，我走到柜台前，把身份证递进去。

“您好，我想查一下我很久以前的一个账户，大概九二年开的，不知道还在不在。”

柜员是个年轻小姑娘，低头敲了敲键盘，抬起头说：“穆女士，您这个账户已经转成睡眠户了，需要本人办理激活。您带银行卡了吗？”

“卡丢了，能挂失补办吗？”

“可以的，您先填一下这张单子。”

我趴在柜台上填单子，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填到一半的时候，旁边那个柜台忽然响起一个声音。

“你好，我要存钱。”

那个声音不大，但我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僵住了。

我慢慢抬起头，透过柜台上的玻璃隔板，看见旁边柜台上坐着一个人。他比十几年前老了太多，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领口磨得发白。

但他的侧脸，那副有点歪的鼻子，那只粗糙的右手食指上绑着的创可贴——这一切像一把钝刀，猛地捅进我的记忆里。

郑远。

他显然没看见我。他低着头，从夹克内袋里掏出一沓钱，用橡皮筋扎着的，整整齐齐。他把橡皮筋拆下来，数了数，把现金和存折一起从柜台下面的凹槽塞进去。

我盯着他的动作，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那个柜员接过他的存折和现金，在机器上刷了一下，然后忽然抬起头，跟他确认了一句：“郑远先生，您是要把这笔钱存到穆瑶的账户上吗？”

穆瑶的账户。

那张存折。

十七年前他办的那张存折，户名穆瑶。离婚协议上写着的，双方都不能动用，留给女儿上学的钱。

我手里的笔掉了，在柜台上滚了两圈，啪嗒一声落在地上。

郑远听见动静，下意识转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瞬间，他的表情像被人定住了。

我们隔着那个狭小的银行大厅对视着，空气仿佛凝固成了琥珀，把时间、声音、所有人的目光都封存在里面。

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

我也没有。

我愣在那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还在给穆瑶存钱。十七年了，他还在存。

第六章 银行的愣住

那几秒钟长得像一辈子。

我盯着郑远那张被岁月腌入味的老脸，喉咙像被人掐住了，一个字都吐不出来。他也一样，嘴巴开开合合，像岸上的鱼。

柜台里面的小姑娘不知道我们之间的暗流，还在那催：“穆女士，您的单子填好了吗？”

我低头看了眼手里的单子，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写到一半的“穆”字最后一笔拖了老长，像一条没了方向的蛇。

“等一下。”我声音发紧，把单子摁在柜台上，手指头有点抖。

郑远这时候回过神来了。他站起来，手里还攥着那张存折，冲我这边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像是不确定该不该过来。

我先开了口：“你……来存钱？”

话一出口我就觉得蠢。这不是废话吗，刚才柜员都念出来了，存到穆瑶的账户上。但我实在找不出别的开场白。十七年没见的前夫，在银行柜台前撞上，这种剧情就是八点档电视剧都不敢这么编。

“嗯。”郑远应了一声，把存折塞回夹克内袋，动作很慢，像是故意拖延时间，好让自己想清楚下一句该说什么。

我看见他的手。那只右手比以前更粗糙了，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灰黑色，虎口位置有一道新疤，还没完全愈合。

“你还好吗？”他问。

这三个字说出来的时候，他眼睛没看我，盯着我肩膀后面那面墙。我知道他不是不想看我，是不敢。

“还行，”我说，“你呢？”

“就那样。”

就那样。他以前就爱说这三个字。好的时候说“就那样”，不好的时候也说“就那样”。那时候我还年轻，觉得他敷衍，现在才明白，他是真的说不上来好不好。

空气又凝住了。

柜台里的小姑娘大概感觉到不对劲，探出头看了看我俩，眼神里带着那种吃到大瓜的兴奋和克制交织的复杂表情。

我深吸一口气，把话题拽回正事上：“你在给穆瑶存钱？”

郑远终于把视线挪到我脸上：“每个月都存。当初说好的，给她上学用。”

每个月都存。

这四个字像四根针，一根一根扎在我心口上。离婚的时候说好的，双方都不能动用那张存折。我说“好”，但我心里想的是，一个离婚的男人，过不了多久就会再找，再找就会再生，再生就会忘了之前那个家。

可他没有。

“存了多少了？”我问。

郑远挠了挠头，那个动作跟十几年前一模一样。他每次遇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问题，就会挠头，后脑勺那块头发都让他挠得比别处稀疏。

“我也不太清楚，应该……十几万吧。”

十几万。

我脑子里嗡了一下。不是因为这个数字有多大，而是因为我知道郑远的收入。物业公司水电工，一个月工资撑死了两千多，他还要吃饭租房，能剩多少？每个月往存折里存的钱，怕是一百两百地攒出来的。

一百两百，存十七年。

我鼻子一酸，赶紧别过脸去，假装看墙上的利率表。那些数字在我眼前糊成一片，一个字都看不清。

“你呢？”郑远忽然问，“你来银行办什么？”

我愣了一下，差点忘了自己是来干嘛的。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单子，才想起来：“查一个老账户，九二年开的，股票账户关联的那张银行卡，卡丢了，来补办。”

郑远的表情变了。他眉头拧了一下，像是在回忆什么很久远的事情，然后脸色忽然变得很奇怪。

“你那个股票账户……还在？”他的语气不太对。

“在啊，券商前几天打电话来说要清理休眠账户，让我去销户。”

“你没查过那个账户里有多少钱？”

“密码都忘了，查什么查，”我苦笑了一声，“当年买的垃圾股，估计早跌成零了，说不定连公司都退市了。销户就是走个流程，省得券商老打电话。”

郑远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那个眼神让我浑身不自在。他张了张嘴，又把嘴闭上了，像是有什么话卡在喉咙里出不来。

“怎么了？”我问。

他摇摇头，忽然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过头说：“你先办你的事，我在外面等你。”

“等我干嘛？”

“有话跟你说。”

他推门出去了。银行的玻璃门在他身后关上，初秋的风把他花白的头发吹得有点乱。他站在门外点了根烟，背对着我，肩膀微微佝偻着，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老树。

我转过身继续办业务。柜台里的小姑娘接过我填了一半的单子，帮我补全了信息，在键盘上噼里啪啦敲了一阵。

“穆女士，您这个账户已经睡眠了，需要先激活。您记得密码吗？”

“不记得了。”

“那需要先办理密码挂失，七天后才能重置。”

“行。”

我签字的时候手还在抖，签出来的“穆桂英”三个字丑得我自己都快不认识了。小姑娘把回执单递给我，我接过来的时候随口问了一句：“对了，能帮我看一下这个账户里还有多少钱吗？太久没用了，我都不知道里面还剩几块钱。”

小姑娘点了点头，在电脑上操作了一下，然后她的表情忽然僵住了。

她盯着屏幕看了好几秒，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屏幕，那个表情变化过程特别精彩——先是疑惑，然后是不敢置信，最后变成了一种我形容不出来的复杂神情。

“穆女士，”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别人听见，“您这个账户里有……”

她说了一个数字。

我没听清。

或者说，我的耳朵听见了，但我的大脑拒绝处理这个信息。

“多少？”我追问了一句。

她又说了一遍，这次还特意把数字写在便签纸上，从柜台下面推给我。

我看着那张便签纸上的数字，感觉头皮像被人揭起来了一样，从头顶一路麻到脚底板。银行的冷气开得很足，但我后背全是汗。

那个数字后面跟着的零，多到我觉得她肯定搞错了。

“你是不是看错了？是别人账户的吧？”我声音发飘。

小姑娘很认真地摇了摇头：“没看错，就是您名下这个账户，卡号后四位是8732。您这个账户二〇〇七年的时候关联过证券账户，有一笔很大的资金从证券账户转进来，之后就一直没动过。”

证券账户。

我那七百股垃圾股。

我忽然想起郑远刚才那个奇怪的表情，想起他欲言又止的样子，想起他说“我在外面等你”时那种古怪的语气。

他早就知道了。

我脑子里乱成一锅粥，站在柜台前半天没动弹。后面排队的阿姨不耐烦了，咳了一声，我才回过神来，把那张便签纸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转身往外走。

推开银行玻璃门的时候，风迎面扑来，吹得我眼睛都睁不开。郑远还站在那根电线杆下面，烟已经抽完了，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了。

他看着我，我看着他。

我手里的便签纸被汗水洇湿了一角，上面的数字已经开始模糊。

“你早就知道了？”我的声音比我自己想象的要平静。

郑远没承认也没否认，沉默了一会儿，说：“去年查穆瑶那张存折的时候，顺便查了一下。我看到那个数字的时候，也吓着了。”

“多少？”我明知故问，像是要确认自己没有在做梦。

郑远没回答数字，说了句让我更懵的话：“你那股票不是垃圾股。”

“什么意思？”

“你当年买的那个公司，后来重组了，借壳上市，变成了另一家公司。九几年的时候股价涨了好多倍，二〇〇七年牛市最高点的时候，你那七百股……”

他顿了顿，像是在斟酌怎么开口。

“你那个账户里的钱，够在闵行买套房子了。”

闵行那时候的房价，我已经不敢想了。

我靠在电线杆上，腿有点软。天上的云走得很慢，阳光时明时暗地打在我脸上。郑远站在我旁边，我们之间隔了半米，那个距离既不像陌生人，也不像熟人。

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是穆瑶发来的短信：“妈，晚上吃什么？”

我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忽然特别想哭。

不是因为钱，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这只股票在牛市最高点的时候，郑远就已经查到了账户里的金额。可他什么都没说，没有联系我，没有告诉我，甚至没有旁敲侧击地问过我一句。

他就让那笔钱安安静静地躺在银行账户里，多躺了两年。

直到券商打电话催我销户。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问郑远。

他又挠了挠头，还是那个老动作：“那是你的钱，跟我没关系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发现说什么都不对。

这时候银行里面那个小姑娘探出头来，冲我喊了一句：“穆女士，您刚才挂失的卡，补办新卡需要七个工作日，到时候您带身份证来取就行了。”

我冲她点了点头，然后看向郑远。

“你还在物业公司上班？”

“嗯。”

“还住静安？”

“搬了，现在住虹口，跟人合租。”

跟人合租。一个快五十岁的男人，跟人合租。

我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这十几年，我以为自己过得够苦的了，带着女儿，租房子，卖保险，什么人都得陪笑脸。可我好歹有个女儿在身边，有个奔头。

他有什么？

“走吧，”郑远说，“请你吃碗面。”

又是面。

我看着他，眼泪终于没忍住，掉了一颗。

第七章 那些年那些坎

面馆还是原来那家，只是换了个老板，装修也变了，以前那种油腻腻的木头桌子换成了光亮的塑料桌椅，墙上贴着菜单，价格翻了不知道多少倍。

郑远要了两碗大排面，加荷包蛋。

面端上来的时候，我盯着那个荷包蛋，溏心的，蛋黄黄澄澄地卧在面条上，跟一九九三年那碗一模一样。

“吃吧，”郑远把筷子递给我，“凉了就坨了。”

我接过筷子，挑了一筷子面，塞进嘴里。面条还是那个味道，碱水面的嚼劲，汤头咸鲜，大排炸得酥脆。我嚼着嚼着，眼泪又掉下来了，滴在面汤里，荡开一圈圈油花。

郑远没看我，低着头吃自己的面，吃得很慢，一根一根地挑，像是不舍得吃完。

“你什么时候查的那个账户？”我放下筷子，问他。

他想了想：“去年吧，具体记不清了。那天去银行给穆瑶存钱，顺便让柜员帮我查了一下我以前那张工资卡，不知怎么就想起你那个账户了。我记得当年你的资金账户跟我是在同一家银行开的，就试着让人查了一下，没想到还真查到了。”

“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证号？”

“你身份证号我倒着都能背出来。”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可我心里翻了个个儿。

“那里面到底有多少钱？”我问，声音有点抖。

郑远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的表情很复杂，像是在犹豫要不要告诉我。

“你确定你想知道？”他问。

“都到这份上了，还有什么不想知道的。”

他从夹克内袋里摸出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一些数字，有日期，有股价，有市值。最后一行的数字，用圆珠笔圈了三道圈。

那个数字我看着眼熟，跟银行小姑娘给我写的差不多。

九十七万。

不，不止。后面还有小数点，精确到分。

我把笔记本还给他，手抖得厉害。

“九七年的牛市，你这个股票借壳上市，改了名字，股价从两块多一路涨到十几块。零七年那波大牛市，最高冲到过三十八块多。你七百股，你自己算。”

我没算。我数学不好，但七百乘以三十八，大概是两万六千多。

不对，不对。

他刚才说的数字是九十七万。

“分红送股，”郑远像是看出我的困惑，“你这股票中间分红送股了好几次，一股送一股，十股送十股，七百股早就变成好几千股了。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反正你在银行账户里看到的那个数字，就是二〇〇七年你在最高点卖出之后转进去的。”

“我卖出了？”

“对，二〇〇七年五月三十号，你账户里那笔交易记录清清楚楚。”

二〇〇七年五月三十号。

我拼命回忆那天我在干什么。那天好像是周三，我上午在保险公司开早会，下午去见了一个客户，在徐家汇的星巴克坐了两个小时，签了一张年缴六千的健康险。

我完全不记得自己卖过股票。

我甚至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重新登录过那个账户。

“密码你不是忘了吗？”郑远问。

我忽然想起来了。不是我想起来的，是我妈。

我妈二〇〇七年三月份去世了。农历正月十五，阳历三月四号。我回老家办丧事，在整理她的遗物的时候，翻到一张老照片，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二日。

我妈的农历生日。

我设密码的时候，用的是我妈的生日，但不是阳历，是农历。正着写，不是倒着写。

十月十二日，一零一二。

我猛地抬头，看着郑远。

“我妈去世之后没多久，我可能……用她的生日试了一下密码。”

郑远点了点头，没说话。

所以我在最伤心的时候，鬼使神差地登录了那个十七年没碰过的股票账户，看见那七百股垃圾股变成了几万股，看见账户市值后面跟着的那一串零。然后在那个疯狂的牛市里，在最高点，一键清仓。

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

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是麻木的，我妈走了，我还没来得及从离婚的阴影里走出来，又陷进了丧母的深渊。我每天机械地上下班，机械地见客户签单子，机械地给穆瑶做饭。

我做过很多事，后来都不记得了。

卖股票就是其中之一。

“那些钱一直在你银行账户里躺着，两年多了，”郑远说，“你就从来没查过？”

“我连那张银行卡都找不到了，查什么查。”

郑远叹了口气，那声叹气里不知道是无奈还是感慨。

“你这个人吧，”他说，“一辈子心大。”

我不知道这是夸我还是骂我。

面快吃完了，汤也凉了。郑远把最后一口面汤喝干净，放下碗，看着我。

“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那笔钱。”

我愣了一下，说实话，我还没来得及想这个问题。从银行出来到现在，我的脑子一直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就像突然被人从海拔零米拎到了四千米，晕乎乎的。

“你说够在闵行买套房？”

“够了。现在闵行房价一万出头，九十万能买套两室一厅。”

两室一厅。

我跟穆瑶现在租的那间房子，一室户，三十几平，穆瑶睡里屋，我睡客厅沙发，连个像样的衣柜都放不下。每天早上我都得把沙发上的被子叠好，塞进柜子里，才能让客厅看起来像个客厅。

穆瑶今年十四了，大姑娘了，还跟我在一间屋子里挤着。她从来没抱怨过，但我看得出来，她不好意思带同学来家里玩。有次她生日，说要请同学来吃蛋糕，后来又说同学临时有事来不了了。我知道不是同学有事，是她觉得房子太小，怕同学看见。

“买不起，”我说，“我那点工资，月供都还不起。”

郑远没接话，低头摆弄着桌上的醋瓶子，把瓶盖拧开又拧上，拧开又拧上。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我存了点钱，给穆瑶的。”

“那是你的钱，跟我没关系。”

“我又没说是给你的，给穆瑶的，”他抬起头看着我，“她是我女儿，这你不能拦着吧。”

我沉默了。

面馆的电视机里放着一部老电视剧，声音开得很小，听不清在说什么。柜台后面的老板在刷手机，时不时抬头看我们一眼，大概是觉得我们这对中年男女坐在一起哭哭啼啼的，有点奇怪。

“你现在跟谁合租？”我问。

“一个工友，也是物业公司的，河南人，人不错。”

“一个月房租多少？”

“八百，分摊下来四百。”

四百块。在虹口，跟人合租，一个月四百。

我看着他灰白的头发，磨得发白的夹克，右手虎口上那道还没长好的伤疤，忽然觉得特别难受。不是心疼，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像是吃了颗没熟透的柿子，涩得舌头发麻。

这个男人，这辈子就没享过一天福。

“走吧，”我站起来，从包里掏出二十块钱放在桌上，想买单。

郑远一把按住我的手：“说了我请。”

他的手粗糙得硌人，掌心的茧子硬得像砂纸。但那个温度，还是跟二十年前一样，干燥，滚烫。

第八章 从天而降的钱

那天晚上回到家，穆瑶正在写作业。

桌上摊着课本和练习册，她趴在台灯底下，头发用夹子夹着，露出一截白生生的后脖颈。听见我开门的声音，她头都没抬，嘟囔了一句：“妈，你回来啦。”

“嗯，”我换了鞋，把手里的袋子放在餐桌上，“给你带了生煎。”

她这才抬起头，眼睛一亮，筷子都不用拿，直接伸手捏了一个塞进嘴里，烫得嘶嘶吸气。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我在她对面坐下，看着她的样子，心里翻江倒海。这个丫头十四岁了，眉眼像她爸，方脸，浓眉，嘴唇厚实，笑起来嘴角往下撇。以前我觉得她长得不够秀气，现在看着，觉得这样也好，方方正正的，看着踏实。

“妈，你今天怎么怪怪的？”她嚼着生煎，含混不清地说。

“有吗？”

“有，你看着我傻笑什么？”

我赶紧收起表情，假装整理桌上的东西。手指碰到那张皱巴巴的便签纸，上面那个数字又被汗水洇了一圈，有些数字已经模糊了，但我记得很清楚。

九十七万。

“穆瑶，”我斟酌着开口，“如果——我说如果啊——妈妈有一点钱了，你最想干什么？”

她愣了一下，歪着头想了想：“买个大房子，带阳台的那种，我要养一只猫。”

“就这个？”

“还有给我爸买件新衣服，”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自然，像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上次见他，他那件夹克都破了。”

我愣住了。

“你什么时候见你爸了？”

“上个月啊，他来看我了，带我吃了顿火锅，还给我塞了五百块钱。”穆瑶从书包里翻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让我给你的，说是这个月的生活费。”

信封里装着五百块钱，崭新的，连号。

我捏着那个信封，想起白天在银行柜台前看见郑远存钱的样子。他掏出那一沓用橡皮筋扎着的现金，整整齐齐的，像是数了很多遍。

他每个月都要给穆瑶存钱，还要给穆瑶生活费。他一个月工资两千多，房租四百，吃饭交通就算省着花也得一千多，剩下的全填进来了。

那件夹克他穿了多少年了？我记不清了。离婚的时候他就穿着那件夹克，深灰色的，领口磨得发白。过了十几年，他还是那件。

“妈，你怎么了？”穆瑶凑过来看我，“你眼睛红了。”

“没事，生煎太烫了，熏的。”

我站起来去了厨房，拧开水龙头，冲了把脸。冷水激在脸上，凉丝丝的，但眼睛还是热。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躺在沙发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白天的画面。银行里郑远坐在柜台前的背影，面馆里他低头吃面的样子，还有那句“那是你的钱，跟我没关系了”。

九十七万。

这笔钱来得太突然，像天上掉下来的一块馅饼，砸得我头晕眼花。但我知道这不是馅饼，这是十七年前我种下的一颗种子，在泥土里埋了这么多年，自己发了芽，开了花，结了果。

而我连自己种过它都忘了。

我想起一九九二年那个冬天，我攥着三千二百块钱站在交易所门口，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赌一把。赌赢了就翻身，赌输了就认命。

我没赌赢，也没赌输。我只是把筹码扔在桌上，转身走了，十七年后回来一看，桌上的筹码翻了无数倍。

这不是我多厉害，是命。

可命这个东西，从来不会白给。

我坐起来，摸黑找到手机，翻到通讯录里一个很久没打过的号码。犹豫了几秒，拨了过去。

响了四声，接通了。

“喂？”那边声音沙哑，像是被吵醒了。

“是我。”

沉默了几秒，郑远的声音清醒了一些：“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没出事，”我说，“就是问你一件事。”

“说。”

“你去年查到我那个账户里的钱之后，为什么没告诉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

我能听见他的呼吸声，粗重，不均匀，像是在抽烟。

“说了又怎样？”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说了你肯定会给我分一半，对不对？”

我没吭声。

“但那钱不是我的，是你自己的。离婚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财产分割完毕，日后各自名下的资产归各自所有。那股票是你婚前买的，跟我也没关系。”

“可那些年你给穆瑶存的钱……”

“那是给闺女的，不是给你的。”

他的语气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在说一件关于九十万的事情。

“我就是觉得，”他顿了顿，“你这辈子也不容易，好不容易碰上这么一笔钱，就别再让别的事给搅和了。”

我握着手机，眼泪无声地淌了满脸。

“郑远。”

“嗯。”

“你恨我吗？”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这次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挂了，看了一眼屏幕，还在通话中。

“恨过，”他说，“刚离婚那阵子，恨过。后来想明白了，是我不对在先，你有什么错。”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嗓子像被堵住了一样，发不出声音。

“行了，早点睡吧，”他说，“明天你还要上班。”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在胸口上，盯着天花板发愣。楼上有户人家在吵架，声音隐隐约约传下来，听不清在吵什么，但那种又尖又急的语调，隔着楼板都让人觉得心慌。

我想起很多年前，我跟郑远也吵过。吵什么来着？好像是钱的事。我嫌他赚得少，他说我不理解他。两个人脸红脖子粗地吼了几句，然后他摔门出去，我在屋里哭。

那时候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现在回头看，那些吵架的理由全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他摔门出去之后，过半个小时就会回来，手里拎着一袋水果或者一袋馒头，放在桌上，也不说话，转身去厨房做饭。

他就是这种人。不会说软话，不会哄人，但他会回来，会做饭，会往存折里存钱，会把女儿的画贴身揣着。

可我还是跟他离了婚。

我把手机放到一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沙发靠垫里。靠垫上有洗衣粉的味道，是我上周刚洗过的，阳光晒过的味道。

闻着这个味道，我慢慢闭上了眼睛。

明天再说吧。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去券商销户，去银行取新卡，去查那个账户里的钱到底有多少，去想这笔钱该怎么用。

但今晚，让我先睡一觉。

活了四十多年，头一次觉得明天好像没那么可怕了。

第九章 迟来的转折

接下来那几天，我请了假，专门跑这件事。

先去券商营业部办理了账户激活。接待我的就是打电话来的那个小伙子，姓彭，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他帮我查了详细的交易记录，打印出来厚厚一沓，装订成册递给我的时候，双手捧着，像递什么贵重物品。

我翻了翻，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看得我眼晕。但有几行我专门看了一下——二〇〇七年五月三十日，卖出，成交价每股三十八块七毛二，成交数量两千八百股。成交金额十万八千四百一十六元。

不对，等一下，十万？

我抬头看小彭：“不是九十七万吗？”

小彭推了推眼镜，很耐心地解释：“穆女士，您当年买的是七百股，但这只股票中间经历过多次分红送股，一九九六年十送三，一九九九年十送五，二〇〇一年十送二，二〇〇五年股改的时候又送了十股。到二〇〇七年您卖出的时候，七百股已经变成了两千八百股。您卖出的成交金额是十万八千四百一十六元，但这笔钱转入银行账户之后，您又用这笔钱买过别的东西吗？”

买过别的东西？我使劲回忆，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又翻了几页交易记录，发现二〇〇七年六月十五号，有一笔转账记录，金额不是十万八，而是九十七万。也就是说，在卖出股票之后半个月内，我的账户里又多出了八十多万。

小彭帮我又查了一下，发现我这笔钱是从另一个账户转进来的。他又查了那个账户的开户信息，户主不是我，是我妈。

我妈。

我妈的账户在我名下挂了副卡，她去世之后，那个账户里的钱自动转到了我的主卡上。但我完全不记得我妈还有一笔钱。她一辈子省吃俭用，退休金一个月几百块，怎么可能有八十多万？

我打电话给我弟。

我弟在老家，接到我电话的时候正在工地上。听我说完，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姐，咱妈那笔钱，我知道。”

“你知道？”

“嗯。咱妈九几年的时候买过一套房子，老房子拆迁赔的。她一直没告诉你，怕你知道了心里不平衡。那房子拆了之后给了补偿款，加上她攒了一辈子的钱，都存着呢。她走之前跟我说，这笔钱留给你，说你一个人带着穆瑶不容易。”

我握着手机站在券商营业部门口，风吹得我头发糊了一脸，我顾不上拨开。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我的声音变了调。

“咱妈不让说，她说等穆瑶上大学的时候再告诉你。她觉得你这个人手里不能有钱，有钱就容易瞎折腾。她说你当年把奖金拿去炒股票那事儿，她记了一辈子。”

我妈记了一辈子。

她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件事。一九九二年，我把预支的奖金拿去买了股票，没给她交住院费。她出院之后问过我一次，我说钱借给同事了，她就没再问。

我以为她信了。

原来她什么都没忘。

我蹲在券商门口的花坛边上，哭得像个傻子。路过的人都在看我，但我不在乎。我就想哭，把那十七年没哭出来的眼泪，一次性哭完。

我弟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姐，你也别太难过了。咱妈那辈人就这样，什么都不说，什么都往心里装。她不是不心疼你，她是太心疼你了，怕你知道了又瞎折腾。”

“我知道，”我擦了擦眼泪，“我知道。”

挂了电话，我坐在地上又缓了好一会儿，才站起来。腿麻了，膝盖上沾了土，我拍了拍，进了银行。

这次是去取补办的新卡。

柜台换了个人，不是上次那个小姑娘了，是个三十来岁的男柜员，姓杨。我把身份证递进去，他查了一下，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跟上次那个小姑娘一模一样。

“穆女士，您这个账户里的资金金额比较大，如果您需要办理大额转账或者取现，需要提前预约。”

“我知道，”我说，“我今天不取钱，就是先确认一下账户的状态。”

他点了点头，帮我把新卡办好了，又帮我开通了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我当着他的面下载了银行的APP，登录进去，看到余额的那一刻，手还是抖了一下。

九十七万三千六百四十二块八毛七。

加上我妈留给我的那笔钱，一共一百七十八万两千出头。

我把手机揣进兜里，深吸了一口气，走出银行大门。

郑远没在外面。今天工作日，他应该在上班。我一个人站在电线杆下面，抽了根烟。我已经很久不抽烟了，身上这包还是上次在面馆门口小卖部顺手买的，拆开的时候烟丝有点干，抽起来呛嗓子。

但我还是抽完了那根烟。

我想了很多事情，又好像什么都没想。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这笔钱，我到底该怎么办？

第十章 规划与回望

穆瑶放学回来，看见我坐在餐桌前发呆，桌上摊着好几张纸，上面写写画画的全是数字。

“妈，你干嘛呢？算账？”

“嗯，你过来坐。”

她放下书包，在我对面坐下，歪着头看我写的那些东西。

“这是咱们家要发财了？”她半开玩笑地说。

我想了想，很认真地说：“算是吧。”

我把事情跟她讲了一遍，尽量说得简单，没提那些复杂的股票术语，也没说她奶奶留了多少钱。就告诉她，妈妈以前买的一个股票，现在值些钱了。

穆瑶听完之后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问我：“多少钱？”

“够咱们买套房。”

她瞪大了眼睛，嘴巴张成O型，那个表情特别像我当年在交易所门口看着电子屏的样子。

“真的假的？”

“真的。”

她忽然站起来，跑到窗户边往外看了一眼，又跑回来，压低声音问我：“那我们是不是要搬家了？”

“你想搬吗？”

“想！”她几乎是喊出来的，然后又意识到声音太大了，捂住嘴，眼睛亮晶晶的，“我想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带门的，可以锁的那种。”

我笑了，鼻子酸酸的：“好，给你一个带门的房间。”

“还有猫。”

“行，养猫。”

那天晚上穆瑶做作业的时候一直在哼歌，哼的什么调子我也不知道，但那个旋律欢快得让人想跟着一起哼。

我继续在餐桌上算账。

一百七十八万，在闵行买一套两室一厅，大概九十万左右，加上税费和装修，一百一十万应该够了。剩下六十多万，我想分成几份——留二十万给穆瑶上大学用，十万作为家庭的应急备用金，剩下的三十多万……

我想到了郑远。

但怎么给，给多少，我一时间拿不定主意。

正想着，手机响了。不是电话，是短信。我拿起来一看，是郑远发的，只有一句话：“穆瑶的存折我昨天又存了八百，你记得收好。”

八百块。

他一个月工资才多少？存了八百，交房租四百，还剩多少吃饭？

我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然后回了一条：“你下周末有空吗？陪我去看房。”

过了大概五分钟，他回了一个字：“好。”

第十一章 涟漪与和解

看房那天是个大晴天。

郑远穿了一件干净的深蓝色夹克，头发也理过了，鬓角修得整整齐齐。我差点没认出来，他站在小区门口等我，手里拎着两杯豆浆，看见我就递过来一杯。

“吃了吗？”他问。

“吃了，”我接过豆浆，有点烫，吹了两口，“你几点起的？头发都理了。”

“昨天理的，十五块钱，路边摊。”

他咧嘴笑了笑，露出一排还算整齐的牙齿。我发现他瘦了，脸上的皱纹比上次在银行见到的时候更深了，但精神头好像好了些。

我们看了四套房。

第一套在一楼，采光不好，进去就觉得压抑。郑远没说什么，出来之后跟我说了一句：“一楼潮，对关节不好。”

第二套在顶楼，六楼没电梯。爬上去的时候我俩都气喘吁吁的，郑远说：“穆瑶上学爬这么高，累。”

第三套倒是各方面都还行，两室一厅，南北通透，四楼有电梯。房东报价九十五万，我觉得贵了点，郑远帮我跟房东砍了半天的价，最后谈到九十二万。

第四套没看成，房东临时有事来不了。

看完房我们在路边找了个小饭馆吃饭，郑远点了一荤两素一个汤，米饭管够。他吃饭还是老样子，吃得很快，嚼得很用力，腮帮子一鼓一鼓的。

“第三套那个不错，”他一边嚼一边说，“离地铁站近，穆瑶上学方便，周边配套也全。”

“你觉得九十二万能拿下？”

“再谈谈，九十万应该问题不大。”

他夹了一筷子青菜，放进嘴里嚼了嚼，忽然抬头看着我：“你贷款吗？”

“不贷，”我说，“全款。”

郑远筷子顿了一下，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继续吃饭。

“郑远。”

“嗯。”

“那个钱，我想分你一部分。”

他放下筷子，看着我，那个表情谈不上高兴，也谈不上不高兴，就是很平静。

“我不要。”

“不是给你的，是给穆瑶的。你存了十七年的存折，你自己心里清楚有多少钱。那是你给闺女的，现在闺女要用钱了，你这个当爸的不能一点力不出。”

郑远张了张嘴，被我抬手打断了。

“我不是可怜你，也不是补偿你，我就是觉得，穆瑶马上要上高中了，后面还有大学，花钱的地方多。你那点工资，存到什么时候是个头？这笔钱你拿着，就当你给穆瑶出的那一份。”

他沉默了很久，低着头，筷子搁在碗沿上，一动不动。

饭馆里其他桌的人在大声聊天，油烟机嗡嗡响着，老板娘在柜台后面算账，算盘珠子噼里啪啦。

“多少？”他问。

“三十万。”

他抬起头，眼睛里有一层水光，但没掉下来。

“多了。”

“不多，”我说，“你存了十七年，一个月几百块地攒，这十七年的利息都不止这些。”

他还是摇头。

“郑远，”我看着他，声音有点发紧，“你就当是给我一个台阶下，行不行？我当年跟你离婚，也有我的错。我不是一个好妻子，我太要强，太爱折腾，从来没问过你想要什么。这三十万，你拿着，我心里好受点。”

他没再说话，低下头，拿起筷子，把碗里剩下的米饭一粒一粒扒进嘴里。

我看着他，眼眶也热了。

吃完饭出来，阳光很好。我们走在马路上，影子一左一右拖在地上，挨得很近，中间隔着十厘米的距离。

“郑远。”

“嗯。”

“你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跟我说。”

他笑了笑，没接话。

走到公交站台，他要去虹口，我要回闵行，方向相反。他的公交车先来了，他上了车，在车门关上的那一瞬间，忽然回过头来，冲我说了一句什么。

车开走了，我没听清。

但我猜到了。

他说的是“谢谢”。

我站在站台上，风吹过来，把我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我忽然想起一九九三年那个冬天，他骑自行车带着我，我坐在后座上，脸贴着他后背，布料磨着脸，粗糙但暖和。

那时候我们都年轻，都觉得日子还长。

现在日子确实还长，只是我们都老了。

尾声 归处

二〇一〇年春节前，我签了购房合同。

九十万，两室一厅，四楼有电梯。房东是个退休教师，人很和气，听说我一个人带女儿，主动少了五千块，还送了一套旧家具。

装修花了十二万，我没怎么大动，就是刷了墙，换了地板，厨房和卫生间重新做了。穆瑶的房间我刷成了淡蓝色，买了一整套白色家具，衣柜、书桌、床，都是她喜欢的样式。

搬进去那天，穆瑶在自己的房间里转了三圈，然后一头扑在床上，抱着被子打了个滚。

“妈！这真的是我的房间吗？”

“是你的，关上试试。”

她把门关上了，又打开，又关上，又打开，咯咯笑个不停，像个五岁的孩子。

我看着她的样子，心里又酸又甜。

郑远来帮忙搬家，扛着最重的东西爬上爬下，汗水把衣服湿透了。干完活我留他吃饭，他洗了把脸，坐在餐桌前，打量着这个新家。

“挺好的，”他说，“比你们原来住的地方好多了。”

我给他倒了杯水，在他对面坐下。

“你呢？还跟人合租？”

“嗯，老地方。”

我犹豫了一下，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他面前。

他看了一眼，没动。

“这是二十万，”我说，“你拿走。不是给你的，是让你帮穆瑶存着，以后她上大学用。”

郑远看着那个信封，半天没说话。

“密码是穆瑶生日，”我说，“你收好。”

他终于伸出手，把信封拿起来，揣进内袋里。那个动作很慢，像是揣进了一个很重的东西。

“桂英。”

他很少叫我名字，一般都是“哎”或者“那个谁”。突然这么正式地叫一声，我愣了一下。

“谢谢你。”

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眼睛没看我，看着窗外。窗外是小区的小花园，几棵桂花树，叶子绿得发亮。

“谢什么？”我说。

“谢你没把我当外人。”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但我忍住了，没让它掉下来。

“你本来就不是外人，”我说，“你是穆瑶的爸。”

他点了点头，站起来，走到门口换了鞋，拉开门。

“走了，”他说，“有事打电话。”

门关上了。

我坐在餐桌前，听着他的脚步声沿着楼道一点一点往下走，越来越轻，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楼下的防盗门声里。

窗外起风了，桂花树的叶子哗哗响着。

穆瑶从房间里探出头来：“我爸走了？”

“走了。”

她撇了撇嘴，好像有点失落。

“妈，我爸以后能不能也住这儿？”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怎么回答。

但我想起郑远临走时揣进内袋的那个信封，想起他在银行柜台前存钱的样子，想起他在面馆里说“那是你的钱，跟我没关系了”。

有些东西，不是想断就能断的。

比如血缘，比如那些年一起熬过的苦日子，比如一张存了十七年的存折。

我把头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个声音——“穆女士，您的账户目前处于休眠状态。”

账户休眠了十七年，终于被唤醒了。

人也一样。

（完）

有些东西埋在地里十七年，你以为它烂了，其实它只是在等一个春天。

如果你突然发现一笔被遗忘十几年的财富，你会最先用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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