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有人问女法官：要是有人想强奸您，您会反抗不？会还手不

法庭上有人问女法官：“要是有人想强奸您，您会反抗不？会还手不？”法官回答得干脆，肯定反抗，这是本能也是公民权利。

我叫陈秀兰，今年四十二岁，在我们县法院当了十五年法官。说出来不怕人笑话，我办过的案子少说也有上千件，什么稀奇古怪的案子都见过，可真正让我记一辈子的，反倒是法庭之外发生的一件小事。那件事过去快两年了，到现在想起来，心里头还是一阵一阵地翻腾。

事情要从那个夏天的下午说起。

那天我刚开完一个离婚案的庭，口干舌燥地回到办公室，书记员小周端着水杯跟进来，说有个旁听的大学生想见我。我本来不想见，累了一天，只想赶紧把判决书写完回家。小周又说，那姑娘在走廊里等了一下午，眼睛都哭肿了。我心一软，让她进来了。

姑娘看着也就二十出头，扎着马尾辫，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T恤衫，眼圈红红的，像只受了惊的小兔子。她一进门就给我鞠躬，说陈法官，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我说你坐，慢慢说。

她没坐，就站在我办公桌前，两只手绞着衣角，嘴唇哆嗦了半天才开口，声音小得跟蚊子哼哼似的。她说陈法官，今天在庭上您判的那个案子，丈夫打老婆打了六年，您当庭就把那个男的拘留了，还判了离婚，把大部分财产都判给了女方。我听了以后特别解气，可是我又特别害怕。

我问她怕什么。

她低着头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突然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睛里头有一种说不出的认真劲儿。她说陈法官，我从小地方考出来的，家里头我爸就打我妈，我从小看到大。后来我考上了大学，以为离开了那个家就好了，可是我发现我特别害怕男的，一跟男的说话就发抖。我室友说我这是心理问题，让我去看心理医生，我不敢去。她说她想当律师，想帮那些被打的女人讨公道，可是她又觉得自己连跟男的正常说话都做不到，将来怎么上法庭。

我听着心里头怪不是滋味的。这姑娘的处境我能理解，从小在那种环境里长大，心里头的伤疤哪是那么容易好的。我让她坐下，给她倒了杯水，跟她聊了半个多钟头。我跟她说，怕不是丢人的事，谁还没个怕的东西呢。关键是你得知道，你现在安全了，你已经从那个家里走出来了，以后的路是你自己的，谁也管不着。

姑娘听得很认真，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但嘴角是往上翘的。她说陈法官，您真好，您让我觉得特别有安全感。她又问我，说陈法官，您当法官这么多年，有没有遇到过害怕的时候？

我笑了，说当然有，多着呢。

她问最害怕的是什么时候。

我想了想，也没瞒她，就跟她说了几年前的一桩事。那是个冬天，我判了一个强拆的案子，判拆迁方败诉，让他们赔偿住户的损失。宣判那天，败诉方的一个负责人当庭就冲我吼，说姓陈的你等着，我让你在县城待不下去。当时法警把他拦住了，但我看得出来，那人的眼睛里全是恶狠狠的光，不是说说就算了的。后来那段时间，我上下班都不敢一个人走，让我老公天天接送，手机一响就心惊肉跳的。那阵子持续了大概半个月，直到后来那人被拘留了，我才慢慢缓过来。

姑娘听得瞪大了眼睛，问我后来呢。我说后来就没事了，那人被拘留以后就老实了，案子也顺利执行了。她问我当时怕不怕，我说怕啊，怎么不怕，怕得晚上睡不着觉，一闭眼就做噩梦。可该判的案子还是得判，怕归怕，该干的事不能含糊。

姑娘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了一个让我完全没想到的问题。她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陈法官，要是有人想强奸您，您会反抗不，会还手不？

办公室里一下子安静了。这个问题太突然了，像是凭空里砸下来的一块石头，把我砸得愣了一下。我看着她，她的表情很认真，不是在开玩笑，是真的想知道这个答案。我忽然明白了，这姑娘心里头藏着的东西比她表现出来的要多得多，她可能经历过什么，也可能只是太害怕了，但不管怎样，她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整个人都是绷着的，像一根随时会断掉的弦。

我放下手里的笔，很认真地告诉她，肯定反抗，这是本能，也是公民权利，法律允许你反抗的。

姑娘听了以后，整个人像是松了一大口气，肩膀一下子塌了下去。她说了声谢谢，鞠了个躬就走了。我站在窗口，看着她瘦瘦小小的背影穿过法院的大院，消失在门口的公交站台那边。当时我心里头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有点酸，有点堵，还有点说不清的难过。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毕竟当法官这么多年，什么样的当事人都见过，什么样的故事都听过，我以为这不过是我职业生涯中普普通通的一个下午。可是我错了，大错特错。这件事远没有结束，它只是刚刚开了个头。后来发生的那些事，像是一块巨大的石头被扔进了平静的湖面，在我家、在我们这个原本安安稳稳的小县城里，激起了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滔天巨浪。而这些浪头，第一个打向的，竟然是我自己。

那天晚上回家，我把这事当个新鲜事跟我丈夫老周说了。老周叫周建国，在县一中教语文，是个老实巴交的读书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我们结婚十六年，儿子周阳十四岁，正在上初二，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也和和美美的。

我说起那姑娘问我的问题，老周正在厨房里切菜，听了以后手顿了一下，菜刀悬在半空中，半天没落下去。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没事，就是觉得现在的小姑娘怎么想这么多。我说人家那是心里头有创伤，能问出来是好事，说明她愿意面对了。

老周没接话，继续当当当切菜。我靠在厨房门框上看着他，觉得他今天有点不对劲，但又说不上哪里不对劲。过了一会儿他问我，说你真那么回答的？我说是啊，那还能怎么回答。他哦了一声，把切好的土豆丝拨进盆里，换了块豆腐继续切。我看得出来他欲言又止的，就问他到底想说什么。他摇摇头说没什么，就是觉得你现在说话越来越不注意了，那姑娘一看就精神不太稳定，你说那些会不会刺激到她。

我当时就有点不高兴了，我说我说的是实话，也是法律规定的正当防卫，怎么就刺激她了。老周说行行行我不跟你争，你说得对。他把豆腐切好下了锅，滋啦一声，厨房里腾起一股油烟味。我站在那儿看着他忙活，心里头忽然觉得有点堵得慌。老周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小心了，做什么事都前怕狼后怕虎的，我跟他过了这么多年，有时候真觉得憋闷。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我们家日子照常过。第二天我照常上班，晚上回来做饭洗衣裳，周六陪儿子去补习班，周日下午去逛了一趟超市，买了些打折的日用品。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

可就在我以为一切都风平浪静的时候，麻烦悄悄找上门来了。

那是一个星期二的上午，我刚开完庭回到办公室，小周慌慌张张跑进来，拿着手机给我看。我一看就愣住了，是我们县城的一个本地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写着，女法官声称被强奸要反抗是公民权利，这种言论是否妥当。文章没有点名，但描述的时间、地点、场景，明明白白说的就是我。文章底下评论已经炸了锅，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法官说话不严谨，有人说法官是在教唆暴力，还有人说现在的法官就这个水平吗，连最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不懂。

我脑子嗡的一下就大了，赶紧往下翻评论，越看越心凉。几百条评论里头，大部分都是在质疑我的专业能力，有的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说我一个女法官不检点，在公开场合说这种话，有损司法机关形象。更有甚者，说我是在挑动男女对立，居心不良。

我手都在发抖，抬头看小周，小周的脸色也不好看。我问她这文章是谁写的，她说是那个大学生发在自己朋友圈里的，不知道被谁截图发给了公众号。我说她没说我名字啊，小周苦着脸说，县城才多大啊，那天下午在法院的能有几个女法官，人家稍微一打听就知道是您了。

我坐在椅子上，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做的有错吗？我回答得有错吗？法律明文规定了，面对不法侵害，公民有正当防卫的权利，我不过是说了一个常识而已。可是现在，这个常识被曲解、被放大、被恶意解读，变成了一颗射向我的子弹。

我第一个想到的居然是老周，我知道他胆小怕事，最怕惹麻烦。果不其然，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老周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他的脸色比锅底还黑。他坐在饭桌前，饭也不吃，就盯着手机看，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我说你看什么呢，他把手机往我面前一推，说你看看你看看，你昨天说的话被人发到网上了，现在全城都在议论，你知道我们学校同事怎么问我吗？

我看他那样子就来气，我说我问心无愧，我回答的是法律规定，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老周一下子站起来，椅子差点翻倒，他说陈秀兰你什么时候能改改你这个脾气，你知不知道这种话在咱们这种地方有多敏感，你一个法官，还是女同志，说话能不能过过脑子。

我儿子周阳正好端着一碗饭从厨房出来，听见他爸吼我，愣在了门口，看看我又看看他爸，一脸不知所措。我心里头那股火噌地就上来了，但我不想当着孩子的面吵架，我咬咬牙，端起碗来吃饭，一言不发。

可老周不依不饶，他又坐下来，语气软了一些，但话更难听。他说秀兰我不是怪你，我是担心你，你想想，这种事闹大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你现在是员额法官，再干几年就能提副庭长了，这个节骨眼上出这种事，你让领导怎么看你。要不你发个声明，就说当时是随口一说的，不代表任何立场，把这事圆过去算了。

我把碗往桌上重重一放，碗底磕在玻璃转盘上，发出一声脆响。我说周建国你让我发什么声明，我说的是对的为什么要认错，我要是连这种话都不敢说，我还当什么法官，我还穿这身法袍干什么。你让我在法庭上道貌岸然地判案，下了法庭就点头哈腰地讨好那些嚼舌根的人，我做不出来。

老周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他嘴唇哆嗦了两下，没再说话，端起碗低头扒饭。我儿子在旁边小声说了一句，妈你说得对，我支持你。我看了他一眼，十四岁的少年，个子快赶上他爸了，眼神里头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坚定。那一刻我心里头酸酸的，差点掉下眼泪来。

可风波并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

第二天，那个公众号又发了一篇文章，这次直接点出了我的名字和所在法院，还配了一张我在法院门口的照片，不知道是谁拍的。文章说我身为法官却在公开场合发表不当言论，质疑我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要求有关部门对我进行调查。这回评论区更热闹了，有人开始挖我的过往，说我以前判的案子有问题，还有人说我之所以这么激进，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没有男人看得上，所以才这么痛恨男性。

看到那句评论的时候，我正在办公室里整理案卷，手机屏幕上的那行字像一把刀子，狠狠扎进我心里。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多漂亮的女人，我个子不高，长相普通，常年穿深色的套装，不爱打扮也不会打扮。但这跟我判案有什么关系，这跟我回答那个姑娘的问题有什么关系。他们不认识我，不了解我，却可以用最恶毒的话来攻击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只因为她说了句真话。

我放下手机，走到窗边，窗外是法院的后院，那棵老槐树在风里摇晃着枝叶。我突然觉得很委屈，委屈得想哭，但我不能哭，我是法官，我不能在办公室里掉眼泪。我使劲忍着，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好几圈，愣是没让它掉下来。

那天下午，我们庭长找我谈话了。庭长姓王，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法官，头发花白，慈眉善目的。他没批评我，只是叹了口气，说秀兰啊，你说的没错，法律上你站得住脚，但有些事不是光有道理就行的，你得考虑影响。他给我倒了杯茶，又说不过你也别太放在心上，这种事过几天就过去了，我帮你跟院里说明情况，你别有太大压力。

我谢了王庭长，心里头稍微好受了一点，但走出他办公室的时候，还是觉得胸口压了块石头，沉甸甸的。

接下来的日子，这件事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有人把我的照片和资料发到了几个大的社交平台上，标题越写越离谱，有的说我教唆女性用暴力对抗男性，有的说我在法庭上公开宣扬女权思想，还有的说我利用法官身份谋取私利。短短几天时间，我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基层法官，变成了网络上的众矢之的。

我的手机开始接到陌生电话，有时候是半夜打来的，接通以后不说话，只有沉重的呼吸声。有时候是辱骂，骂我不得好死，骂我是毒妇。我不敢接电话了，把所有陌生号码都拉黑了，但他们换着号码打，防不胜防。我的微信也被泄露了，每天都有几十条好友申请，验证消息里写着不堪入目的话。

我开始失眠，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闭上眼就看到那些恶毒的评论，看到那些骂我的话。老周背对着我躺着，我知道他也没睡着，但谁都不说话，卧室里安静得让人窒息。

我儿子周阳的变化最大。以前他放学回家总是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现在一进门就钻进自己房间，吃饭的时候也闷着头不吭声。有一天晚上我路过他房间，听见他在里头哭，我推门进去，他赶紧把手机藏到枕头底下，用手背抹眼泪。我问他怎么了，他不说，我把他枕头掀开，看到手机上是他同学发给他的消息，说你妈是泼妇，你们全家都不是好东西。

我当时整个人都炸了，我拿过他的手机，把他那几个同学全部拉黑删除，然后抱着我儿子说，阳阳不怕，妈没事，妈做的没有错。他在我怀里哭得浑身发抖，说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你，你明明什么都没做错。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只能把他抱得更紧，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他的头发上。

那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没睡，我想了很多，想我当法官这十五年，办过那么多案子，得罪过那么多人，我从来没怕过。可是现在我怕了，我怕的不是那些人骂我，我怕的是这件事波及到我的家人，怕老周在学校抬不起头，怕儿子在学校被孤立，怕这个家因为我一句话就散了。

我开始动摇了，我想老周说得对，我是不是真的太冲动了，是不是真的应该发个声明，把这页翻过去算了。可另一个声音告诉我，你要是认错了，你就对不起那个问我问题的姑娘，对不起所有相信法律的人。你当法官，不就是要守护公平正义吗，连句真话都不敢说，你还守护什么。

那几天我整个人都恍恍惚惚的，走路都低着头，生怕被人认出来。法院里的同事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的同情，有的躲闪，有的幸灾乐祸。我知道有人在背后议论我，说我逞能，说我活该，说一个女法官就不该说那种话。

事情在一个周五达到了高潮。那天下午，我接到通知，说院党组要就此事召开会议，对我进行约谈。我当时就知道，这是要给我处分了。我去会议室的时候，走廊里遇到好几个同事，他们都不敢看我，低着头匆匆走过，像是躲瘟神一样躲着我。

会议室里坐了一屋子人，除了王庭长，其他几个副院长和纪检组长都来了。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纪检组长先开口，说了一大堆纪律规定和影响评估，然后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看着他们一张张严肃的脸，忽然觉得很可笑，我不过是说了一句法律常识，却要坐在这里像犯人一样被审问。

我站起来，声音很平静，说我的回答没有任何问题，面对不法侵害进行反抗是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这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我作为一名法官，有责任和义务向公众普及法律知识。如果这也算错误，那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然后炸了锅。有人拍桌子，有人摇头叹息，有人说我态度不端正，认识不到位。王庭长一直没说话，就坐在角落里看着我，眼神里有无奈也有心疼。最后副院长拍了板，让我停职反省，等候进一步处理。

我走出会议室的时候，腿是软的，但头是抬着的。我不能低头，我知道我要是低了头，就再也抬不起来了。

回到家，老周已经知道了消息，他坐在客厅里等我，茶几上摆着一张打印好的纸。我拿起来一看，是一份声明，上面写着我对自己的不当言论表示歉意，愿意接受组织的批评教育，请大家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老周说这是他帮我写的，让我签字，明天发给那个公众号。

我看着那张纸，看着那些卑微到尘埃里的字，心里头像是有把火在烧。我把那张纸拿起来，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撕碎了，碎纸片纷纷扬扬落在茶几上，像下了一场雪。老周的脸涨得通红，他吼了一声陈秀兰，声音大得整个房子都在震。他一把抓住我的肩膀，说你非要毁了这个家才甘心是不是。

我也红了眼眶，但语气出奇地平静。我说周建国你听着，我没有说错任何话，我不会道歉，你要觉得我丢你的人，你可以离婚。这句话一出口，我自己都愣住了，老周也愣住了，他的手从我肩膀上滑下去，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力气，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半天没动。

我儿子从他房间里冲出来，拦在我和他爸中间，像头小牛犊一样梗着脖子，说他爸，我妈没错，你不帮她还帮着外人欺负她，你还是不是个男人。老周一巴掌甩过去，结结实实打在周阳脸上，声音清脆得像碎了一块玻璃。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安静得能听见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周阳捂着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硬是没掉下来。他看了他爸一眼，转身跑回了房间，把门重重地摔上了。老周的手还僵在半空中，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掌，浑身都在发抖。我站在那里，感觉自己像站在一片废墟上，四周的一切都在崩塌，而我什么都做不了。

那天晚上，老周睡在了客厅的沙发上，我躺在卧室的床上，两个人隔着一堵墙，隔了十六年。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听着隔壁房间传来儿子的啜泣声，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剜了一下又一下。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我不过是说了一句真话，怎么就把日子过成了这样。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一大早就起来了，给儿子做了他爱吃的鸡蛋饼。周阳顶着一个巴掌印从房间里出来，看到我在厨房忙活，走过来从背后抱了我一下，什么都没说就去洗漱了。我看着他的背影，鼻子一酸，差点又掉眼泪。这孩子长大了，在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上午九点多，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我以前办的一个案子的当事人，叫赵大姐。赵大姐在电话里说，陈法官，我看到网上那些人骂你了，我气得一晚上没睡着，你是好人，你帮过我，我不能让你被人这么欺负。她说她已经联系了好几个我以前帮过的当事人，大家约好了今天下午到县委门口去举牌，要求给我恢复名誉。

我赶紧说不行不行，赵大姐你们千万别这样，这样做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赵大姐不听，说陈法官你不用担心，我们是自愿的，你帮过我们，我们不能忘恩负义。我说了好几遍才把她劝住，挂了电话以后，我心里头涌起一股暖流，这么多年判了这么多案子，帮了这么多人，原来大家都记得。

下午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那个提问的女大学生找到了法院，在法院门口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陈法官说的没有错，是我问的问题，你们要骂就骂我。有人拍了照片发到网上，风向开始慢慢转变，有人开始反思，说我说的确实是法律规定，是大家过度解读了。

紧接着，省里的一家主流媒体注意到了这件事，派记者来采访。采访我的时候，我没有说太多，只是把那天的经过原原本本说了一遍，然后说了一句，我没有做错，我不会道歉。这段采访播出去以后，舆论彻底反转了，支持我的人越来越多，法律界的人士也纷纷站出来表态，说我的回答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没有任何问题。

那几天我的手机被打爆了，全是支持和鼓励的电话短信，还有好多人跑到法院门口送花，花束堆了满满一地。我看着那些花，看着那些写在卡片上的暖心话，忍了这么多天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蹲在地上嚎啕大哭。小周在旁边陪着我，也哭得稀里哗啦的。

一个星期后，院里撤回了对我的停职决定，让我回去上班。院长亲自找我谈话，说组织上经过调查，认为我没有过错，之前的处理方式欠妥，向我表示歉意。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说了句谢谢，就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老周那边也慢慢好了起来。他主动找我道了歉，说那段时间他太害怕了，怕我丢了工作，怕这个家散了，所以才说了那些浑话，让我原谅他。我看着他那张老实巴交的脸，想起他这些年对我的好，想起他每天下班回来做饭洗衣裳，想起他半夜起来给我盖被子，心一下子就软了。我没说原谅，也没说不原谅，就说了句以后有什么事情咱们一起扛，你别再动手打儿子了。老周眼眶红了，点了点头，把我的手握在他手里，握得很紧。

后来老周专门去找了周阳，跟他道了歉，父子俩抱在一起哭了一场，我在旁边看着，也跟着掉眼泪。从那以后，周阳跟他爸的关系反而比以前更好了，有时候两个人一起看球赛看到半夜，在客厅里大呼小叫的，我在卧室里听着，觉得这才是一个家该有的样子。

那个女大学生后来我也见到了，她来法院找我，一见面就哭，说陈法官对不起，都是因为我，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我拍拍她的肩膀说，不怪你，你也受了委屈，咱们都没错，错的是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人的人。她擦干眼泪看着我，说陈法官我决定了，我要考法学院，将来也当法官，像你一样。

我心里头一热，伸手把她揽进怀里。我说好，你好好学，将来当个好法官。她使劲点头，眼睛亮晶晶的，像两颗星星。

日子慢慢地恢复了平静，我照常上班，照常判案，老周照常教书，周阳照常上学。一切好像跟以前没什么两样，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经历了这件事以后，我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坐在法台上的时候，腰杆挺得比以前更直了。我也学会了该怎么保护自己和家人，说话做事还是会坦坦荡荡，但也会更加注意方式方法了。

老周也变了，变得不再那么胆小怕事了。有一次他在学校开会，有个老师说现在有些女法官太激进了，老周当场就站起来说，我爱人就是你说的那种女法官，她没有做错任何事，你要是觉得她说错了，咱们可以当着全校老师的面辩论辩论。那个老师被他怼得说不出话来，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敢在他面前说我的不是。

赵大姐后来还是组织了一些当事人，给我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八个大字，秉公执法，刚正不阿。这面锦旗现在就挂在我办公室里，每次抬头看到它，我就想起那个夏天的所有事情，想起那个姑娘，想起那些骂我的人，想起那些支持我的人，想起老周，想起儿子，想起我自己。

有一天晚上，我跟老周在小区里散步，走到一棵桂花树底下，我忽然停下来问他，说老周，你说我这人是不是太倔了。老周笑了笑，说你倔是真倔，但要不是你这么倔，我当初也不会喜欢你。我也笑了，伸手折了一小枝桂花放在鼻子底下闻，那股甜丝丝的香味一下子就钻进了心里头，让人觉得日子真好啊，还能闻到桂花香，还能跟身边的人一起散步，还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简简单单，问心无愧。

那段时间过去以后，我以为一切都画上了句号，可命运这东西，偏偏喜欢在你觉得风平浪静的时候，再来一波暗流涌动。就在我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第二个月，一个案子摆到了我的案头。我随手翻了翻案卷，心里头忽然咯噔一下。原告的名字我太熟了，当年那桩拆迁案里拿到赔偿款的住户，就是这个人。

案子本身并不复杂，但牵扯的关系却让我嗅到了一丝不安。原告告的是当初那个威胁过我的拆迁负责人，理由是他事后打击报复，断了他家亲戚的生意路，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我拿着案卷，手指在纸页边缘来回摩挲，心里头翻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那个冬天被人当庭威胁的恐惧感，似乎还残留在骨头缝里，如今又被这本案卷搅了出来。

按规定，我应该主动申请回避，毕竟对方威胁过我，我对那人的印象已经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可当我拿着案卷走进王庭长办公室说明情况时，王庭长沉吟半晌，却摇了摇头。他说秀兰，你申请回避的理由我理解，可咱们院里现在人手紧得厉害，能办复杂案子的老法官就那么几个，老李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在家休养，老赵被抽调到省里学习三个月，剩下的你也都清楚。这案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交给那几个刚入额的年轻人，我还真不太放心。他说完看着我，眼神里有商量的意思。

我沉默了一会儿，心里头两个声音在打架。一个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刚从那场风波里爬出来，再沾上这种敏感的案子，万一又闹出点什么，你受得了吗，你家人受得了吗。另一个声音却说，你是法官，案子来了你就得接，法台上没有挑肥拣瘦的道理。我在王庭长对面坐了整整五分钟，最后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说我接。

消息传得比我预想的要快。那个拆迁负责人不知从哪里得知案子又落到了我手里，当天下午就让人传了话过来，阴阳怪气的，说陈法官真是铁面无私，咱们的缘分还没尽。我心里头冷笑了一声，没理会。可紧接着，各种小动作就开始了。先是院里收到了匿名的举报信，说我当年办那桩拆迁案时收受了原告的好处，所以才判他胜诉。纪检组找我谈话，我一五一十地把当年办案的经过、合议庭的讨论记录、判决的依据全部摆了出来。事实清清白白，查了几天就水落石出，举报纯属诬告。

但这只是开始。紧接着，有人开始骚扰我的家人，手段比上一次更加隐蔽也更加恶心。老周在学校里被人写匿名信举报，说他利用妻子的法官身份在外吃拿卡要，虽然同样查无实据，可那封信的内容在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老周走在校园里都觉得背后有人指指点点。更让我崩溃的是，周阳的自行车被人放了气，车座上被人用刀片划了口子，海绵翻了出来，像一道狰狞的伤口。周阳没有告诉我们，自己扛着自行车走了四十分钟回家，进门的时候满头大汗，裤腿上全是泥点子。我看到他那副模样，再看到自行车上被划烂的座位，心一下子就揪了起来，疼得我几乎站不住。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比上一次失眠得更彻底。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心里头像有两股力量在拼命撕扯。一边是我穿了十五年的这身法袍，是我宣过誓要守护的法律尊严。另一边是我的丈夫，我的儿子，我那个好不容易才重新温暖起来的家。我一遍遍问自己，值得吗？为了一个案子，再一次把我的家人推到风口浪尖上，值得吗？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的时候老周已经在厨房里了。他看着我一夜没睡熬出来的黑眼圈，什么也没问，只是把一杯热豆浆递到我手里，又往里加了一勺糖，比平时多加了半勺。我端着豆浆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忙碌的背影，忽然说了一句，要不我回避吧。老周的手停住了，他转过身来看我，眼神里有意外，也有心疼。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话，声音很轻，但很坚定。他说秀兰，你要是真觉得这案子不该你审，那就不审，谁也不能勉强你。但你要是因为怕我和儿子受牵连才回避的，那我不同意。你当法官十五年，从来没因为怕事就退缩过，别到了现在，反而把腰弯下去了。儿子那天跟我说了句话，我听了心里头特别不是滋味，他说他爸，我妈是英雄，我们不能拖她的后腿。他一个十四岁的孩子都能想明白的事，咱们做大人的，不能比他还糊涂。

老周这番话像一记重锤，把我心里头最后一点犹豫砸得粉碎。我站在原地，眼泪无声地淌了满脸。我喝了一口豆浆，甜甜的，温热的液体顺着喉咙流下去，像是把这些日子积攒的所有委屈和恐惧都冲散了一些。我抹了一把脸，把豆浆杯往桌上一放，说好，这案子我审到底。

开庭那天，我坐在法台上，法袍的领口熨得笔挺。我俯视着法庭里坐着的双方当事人，那个曾经威胁过我的人就坐在被告席上，眼神依然不善，但我已经不再感到害怕了。庭审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双方辩论激烈，但我始终把控着庭审的节奏，沉稳地主持着每一个环节。当最后法槌落下，我当庭宣判的那一刻，整个法庭安静了一瞬，随即原告席上传来压抑不住的哭声，那是多年冤屈终于昭雪的哭声。

那个曾经威胁我的被告，在法警的押解下从法庭侧门离开时，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没有了当年的嚣张，只剩下一种被规则碾压之后的灰败。我没有回避他的目光，也没有流露出任何胜利的表情，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就像看着我法台上审理过的成百上千个当事人一样。那一刻我心里清楚，不是我个人战胜了他，是法律战胜了不法，是规则战胜了野蛮。而我，不过是这套规则里一个恪尽职守的执行者罢了。

这件事过去以后，我们家的日子终于真正地平静了下来。老周评上了高级教师，每天依然乐呵呵地教书育人。周阳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个子蹿到了一米八，比我和他爸都高出了一大截。有一天周末，我们一家三口去城外爬山，爬到半山腰的时候，周阳忽然停下来，回头看着山脚下那座被薄雾笼罩的小县城，问他爸，爸，你说我妈这一辈子图什么？

老周笑了笑，看了我一眼，又转过头去看着远方，说我也说不好，大概是图个心安吧。

我站在他们父子俩身后，听着这句话，鼻子忽然有点酸，但嘴角却忍不住往上翘。山风从谷底吹上来，带着松脂和泥土的气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觉得这辈子的委屈和辛苦，在这一刻都值了。

后来有一回，我被邀请到市里做一个关于妇女权益保护的讲座。讲座结束以后，一个中年女人在门口等我，她穿着一件洗得有些褪色的碎花衬衫，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脸上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紧张。她走到我面前，嘴唇动了动，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她说陈法官，几年前我旁听过您判的一个案子，是关于家暴的，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一个女人在法庭上替另一个女人撑腰。后来我就记住了您的名字，您那些新闻我也都看到了。她说她前两年也离了婚，自己带着孩子过，虽然不富裕，但再也没挨过打了。她说陈法官，我就是想跟您说一声，我离婚的时候心里特别害怕，觉得天都要塌了，但每次想到您，我就觉得没那么怕了。

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伸手握住了她那双粗糙的手，用力地握了握。夕阳从西边照过来，把我和她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法院门口的大理石台阶上。我看着她转身离开的背影，忽然想起了当初那个在办公室里问我问题的女大学生，想起了她那双认真又惶恐的眼睛。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是不是还在为考法学院而努力，是不是已经从童年的阴影里走了出来，是不是也能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坦然地对另一个人说出那句，我没那么怕了。

那天下班回家，老周正在阳台上浇花。我从背后抱住他的腰，把脸贴在他宽阔的背上，感受着他身上熟悉的洗衣粉味道和淡淡的油烟味。老周手里的水壶停了一下，随即继续往花盆里洒水，水珠落在绿叶上，晶莹剔透的。

我闭着眼睛，轻轻地说了一句，老周，谢谢你。

他没回头，只是嗯了一声，过了一会儿又补了一句，谢啥，老夫老妻的。

我笑了，把脸在他背上蹭了蹭，像只心满意足的猫。

窗外的桂花树又开了，满院子都是那股甜丝丝的香味，顺着晚风灌进屋里来，弥漫在每一个角落里。我忽然觉得，人生大概就是这样吧，你说了该说的话，做了该做的事，守住了该守的底线，然后回到家，还有一盏灯亮着，还有一个人等着，还有一个孩子在灯下做作业，偶尔抬起头来，叫一声妈。这平平淡淡的一切，就是我拼了命也要守护的全世界。